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以“驱除鞑虏，维护中华”的口号北伐元朝，攻占大都，元顺帝北遁塞外，明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巩固统治，朱元璋向昔日的功臣集团开刀，甚至立下了“将帅可废江山不可亡”的慷慨壮志，但是讽刺的是，其后辈崇祯帝却正是因为无可用之将以至亡国，朱元璋“江山永固”的梦想在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攻势下破碎。
自秦并天下以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运动便如同悬在封建国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稍稍处理不慎便会有一剑封喉的危险。但遗憾的是，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摆脱“王朝循环论”，在具有政治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封建地主面前，农民个体的反抗掀不起波澜。随着地主不断兼并土地，人地矛盾愈加突出，此时如果再有天灾作为催化剂，农民起义的烽火将会迅速席卷整个帝国。
水未覆舟，并非是水量不够，有可能是动力不足，历代的农民起义就是这个道理，他们不是不反抗，而是还没有到活不下去的时候，保障基本的生存需求是农民安安稳稳的底线。
以当今的视角来看历代的农民起义，真正意义上埋葬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当属明末农民起义军。明末农民起义军爆发于天启七年，在明朝强大兵力的反扑下，非但没有完全消亡，反而以弱胜强攻入明京师，那么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军事斗争上有着怎样的作战特点呢？
一、融合农、牧族特点的军队编组以及作战方法
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体虽然是无地的破产农民，但是军队成分相当复杂。“初起大约有六：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由此可见起义军中有大量兵卒。时人彭孙贻甚至夸大说：“西寇皆兵也”。
起义军中的兵卒大多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有马匹武器和一定的军事技术，因而其中不少人成为起义军的首领和骨干。西北地区边防士兵，有很多回蒙等游牧族人，也参加了起义。常自裕给朱由检的奏本说：
“流寇数十万，最强无过闯王，所部多番、汉降丁，将卒亡命。皆明盔、坚甲、铁骑、利刃。”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起义军的几支主要部队，不仅继承了汉族的传统战法，而且吸取了回、蒙等少数民族的习惯战法，并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使明末的农民起义军与以往的农民起义军在军队编组和作战方法上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1）重视骑兵。起义军以骑兵为主兵，起义初期，尚无正规编组之前，即“以马为家，大头领有六七十骑或百骑，小头领亦有二三十骑”。建立政权经过整编之后，骑兵更多，成为各营的核心力量。闯王李自成亲自掌握的战略机动部队中，就有“骑兵五营，每营精骑五千”。所以明军哀叹说，“贼骑如云，每至则漫山遍野，尽意驰骤；我兵十不一马，幸胜于万一，即孙吴何以为谋”。
（2）强调精兵。由于起义军的成员老幼强弱不一，因而在对敌时，无论哪支部队，无不选精壮之士进行战斗，李自成部在这方面最为典型。首先，他采用了类似吴起“聚卒”、“练锐”的方法，根据成员的体质、技能等不同的特点，分别编队。其次，他在战斗部队中也是精中选精，以冲锋陷阵的骑兵为核心，称为精骑或精兵，由16至40岁的青壮年充任。精骑通常不担任一般勤务工作，养精蓄锐，主要使用于战斗。缺额时，从步兵中升补，因而战斗力极强。
（3）创建老营以固军心、励士气。起义军的成员，为了逃避饥荒以及避免明朝的迫害，绝大多数都是携带亲属参加起义，因而起义军中有大量随军的家属。人数大多超过战斗人员。明末起义军，大多借鉴蒙古军的“奥鲁“形式，将家属和辎重及部分战斗部队，组建为营，称为“老营”。“老营”既可以作为随军兵站和给养补给机构，又易于保障家属老小的安全，不仅便于军事行动，减少战斗人员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提高士气。
二、强调快速机动和突袭性的流动作战方式
起义军的最大特点，就是大规模的流动作战，这种作战方式早已有之。唐末黄巢起义和明代中期的刘六，刘七起义，都采用了流动作战。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充分发挥行动迅速的优势，以高速度的运动避开与敌人主力进行不利的决战，同时突袭敌人的虚弱之处，从而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目的。
在起义初期，明军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处于进攻追击与围剿地位，起义军自觉地采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飘浮无常，往来靡定”的游击战性质的流动作战方式，以高速度、大机动的速战速决的袭击手段打击明军，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以高速度的流动，来往穿插于明军之间，寻找明军空虚、薄弱的地点进行袭击，才能调动明军并疲惫明军，使自己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在有利时机，形成局部优势，出其不意，乘其无备，打击、削弱明军，并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自已，达到逐渐转变力量对比和造成有利的形势。
明王朝统治集团，对起义军的流动作战，极为恐惧。崇祯十一年户部主事张缙彦在给朱由检的奏疏中说：“起义军之得势在流，而失势在止”，并举了起义军王嘉胤、神一元等部因“守而不去”以致被歼灭的例子。而事实证明，起义军的流动作战，确实对明王朝威胁极大，这时，起义军本身已由单纯的“避兵逃窜”发展到“官军多则窜伏，少则逆敌；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又负险深箐”，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权。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张献忠部攻占泸州后，企图回军湖广，但由于明军前堵后追，东进道路多为阻断，于是“夜燃火筏上，顺流而下”，使明军错误地判断张军将沿长江出川，各地明军均向川南及长江沿线调动，而张献忠部却溯沱江北上广汉，毫无阻挡地于十四年正月初到达开县地区。张献忠乘湖广空虚之机，于二月初占领当阳，沿途破坏驿站，使四川与湖广间的信息中断，尔后以一昼夜300里的快速机动，袭占襄阳，彻底摧毁了明军的围剿计划。
崇祯十六年七月，明三边总督孙传庭指挥数十万明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位于襄城、郏县地区的李自成部实施向心攻击，企图一举歼灭李军。孙传庭自率主力及20000辆火器战车.自洛阳方向南下。李自成决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采取了坚壁清野，后发制人的方针，并实施了防御措施。
“屯其众于襄、郏间，筑小土城二十余座，城内各筑一台，台上树大旗一，卒四掌鼓角，候军进止。每城门伏大炮，其侧，守陴步卒各执长矛、弓矢，小炮间之。城前一二里皆凿坑堑，其城隙亦然，骑卒列阵于城后。
当孙传庭部连破宝丰、郏县和唐县，进抵李军防御地域时，李军坚守不战。却派遣机动精骑快速机动，迂回至明军后方的汝州、白沙之间，切断了明军的粮道。孙传庭求战不得，欲退不能，完全陷于被动。相峙五日，明军士兵因饥饿发生混乱。李自成军乘机发动全线反击，明军溃逃。李自成军紧跟追击，一昼夜追逐400里，将明军大部分歼灭。
三、继承传统战术思想的作战指导
由于起义军的许多领导和骨干，都是明王朝的边兵或驿卒出身，有较丰富的故斗经验和一定的军事常识，后来又有一些通晓历史和兵法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领导层来，特别是李自成，还能集思广益，认真听取部属的意见，“每有谋画，集众谋土议之”，能“用其长”。所以在崇祯十三年以后的作战，农民起义军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中国传统的战术思想，进行机动灵活的作战指导。
（1）充分发挥快速机动的优势，以谋取对敌的突然性和获得战场主动权。起义军所采取的这一作战指导原则完全符合“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思想。如张献忠在崇祯十三年七月进入四川，在明军追、堵、围剿之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东西奔驰六千余里，几乎踏遍了数十个州县。而当明军主力全部人川之后，又突然返军出川，以一昼夜三百里的快速机动，仅率数千精骑，即以突然袭击占领了防御设施完善、坚固的战略要地襄阳。
（2）善于集中兵力、分兵合击歼灭敌人。起义军深刻了解“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的道理，正确地掌握了“并敌一向”的兵法原则，每战必集中精锐主力。如汝宁之战，李自成进攻汝宁，明军总督杨文岳部署保定兵于城西，四川兵于城东，企图在起义军攻城时实施两面夹击。李自成采取各个击破方针，以一部兵力牵制城西保定兵，而以精锐主力进攻城东四川兵。将其击溃后，方转用主力于城西再败保定兵，尔后全力攻城，全歼城内明军并俘杀明军统帅总督杨文岳。
（3）善于选择进攻时机和打击目标。李自成善于在精确分析敌军情况的基础上，紧抓住战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对已有利的目标。如襄城之战，李自成就是判断左良玉被围攻受挫情况下，不会出击，而汪乔年部骑兵威胁较大，但千里奔驰，士马疲惫，如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必能致胜。于是快速转用兵力，乘汪部立足未稳之际发动突然进攻，结果大获全胜。
（4）重视侦察、警戒及保密。起义军流动作战，长期驰骋于敌人统治区内，四面皆有敌人，因而深刻体会到兵法所说：“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的道理，特别重视对敌情的侦察。平时，有专职的侦察情报工作人员，化装成各种游动职业者，部署在各地，组成广泛的情报网络，以便随时掌握明军的动态。
与此同时，起义军对军队的行动，非常注意保密。领袖的行动腹案决定之后，一般不预先告知部属，仅在受领任务的会议上示知，以防泄漏机密。起义军部队集结后，各营队跟随营、队首领的旗帜前进，而各营队的首领，则跟随领袖的大纛行动。当时人说李自成军的行动：“各营队鸡再鸣并起，蓐食备马以俟。百万之众，惟闯马首是瞻”。所以他“行动倏忽，虽左右不知所往”。
四、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理战
以李自成等为代表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进入河南之后，能够迅速发展为号称百万之众的大军，并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推翻了已延续270余年的明王朝，在诸多原因之中，重视实施心理战，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所谓心理战，就是通过心理因素的作用来影响改变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以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增强自己的战斗能力，从而有利于达成既定目标的作战方法。《孙子兵法》就曾经提出过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核心的多种心理战原则，如“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兵以诈立”和“示形”、“用间”等。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心理宣传方面并未利用宗教情感，但是却更深入、有效。
（1）农民起义军利用运用心理宣传法争取了人心，壮大了自己。李自成、张献忠，针对大批农民因失去土地和天灾人祸无法生活，而明王朝不仅未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缓解人民的困苦，反而增大征税的现实情况，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明朝痛恨的心理，提出了“三年不征”或“钱粮三年免征”，以及“割富济贫”、“平买平类”等政策，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大力进行宣传活动。
由于采取了针对现实、顺应人民心理的宣传工作，达到了争取人心壮大自己的目的。当时人张岱说，李自成的宣传，使“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起义军来时，“百姓争先缚守令开门迎”；起义军占领的城市，如果明军来攻，有的城市“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为贼坚守”。
（2）起义军结合运用心理宣传法及武力威慑法，减轻明军的抵抗意志，以利于达成战略战役目的。如张献忠在进攻州县前，多先用招降牌招降，如明军投降，则草木不动；如抗拒不降，再发动进攻。李自成更是大力宣传“迎降者不杀”，献城纳印者给以爵禄。明王朝兵部向崇祯帝的奏疏中也说：李自成“专用奸细，广布流言；大兵百万，战将千员。顺者秋毫无犯，逆者屠戮全城”。
起义军瓦解明军的心理战，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张献忠攻舒城时，明参将孔庭训降，因而起义军“得悉庐州府属地利情形、攻战方略”；李自成进抵北京时，除御林一营势不能逃，其余各营，每队挂牌逃去。不逃的守军也不肯战斗，以空炮向外，不实铅子”。由此可见，起义军瓦解敌军的心理战，确实起到了动摇明军抵抗意志、削弱明军的作用，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小结
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农民军往往是士气低落、装备低劣，不懂战术战法只管横冲直撞的存在，其实并不然。明末农民军扬长避短，流动作战，巧妙运用心理宣传，不仅保存了自身实力，反而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覆灭明王朝的主力军。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不仅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还开创了热武器发展时代下的攻城战术，但是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在吴三桂以及满清八旗的打击下宣告失败。
参考文献：
《明史•李自成传》，作者：张廷玉
《明季南略》，作者：计六奇
《孙子兵法•军争篇》，作者：孙武
《豫变纪略与明末农民战争》，作者：李井铭
《浅析明末农民战争的“流寇主义”》，作者：陈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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