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晋阳起兵较为仓促，所以许多起兵之初的功臣并不是李渊考察很久的心腹，因此在从太原向长安的进军中，李渊制定了向关中人士、隋朝官员倾斜的招抚策略。在攻入隋朝首都大兴城后，因改立代王杨侑为新帝，李渊封唐王，任丞相，在将大将军府改组为丞相府时，他对阵营内部权力结构进行调整。不可否认，这些都是李唐建国的成功要素。
但在唐代开国历史的图景内，还应注意到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即依隋立国的基本政治路线在其中的作用。
大业十三年七月从晋阳出兵时，李渊发布檄文，回顾了隋文帝本人及其治下出现的乱象进行批评，认为隋朝今日之不幸是因为“立不才之庶子”。而后表示自己作为深受国家恩遇的元勋之后，愿意在拥护隋王朝的前提下起兵讨伐无道之君，拨乱反正，恢复隋文帝时期的清明政治。
这道檄文，为晋阳起兵构建了政治合法性，在反对杨广、立明君的口号下，其武装反隋行为反而被自我彪炳为忠臣替隋王朝除残去秽之举。那么李渊为何这样的政治路线呢？
利用隋朝政权所拥有的正统地位，使反隋的军事行动获得政治庇护，并为创建新朝寻求合法性依据，是李渊自起兵时便坚持的政治路线，这一点从李渊与其身边的功臣元勋的对话中可见一斑。
李渊手下文武权臣曾多次请求他“上尊号”，意在权李渊自己称帝，以免被其他势力后来居上，借隋朝王室的名义为自己黄袍加身。对此，李渊曾以“社稷有主，孤何敢二”回答众人，即是表示尊隋，同时表明自己无意染指皇权，并用“刘邦不立子婴，所以屈于项羽”作为对臣下的回答，认为唯有隋朝的后代才是巩固对自己关中统治的关键。
李渊和刘邦有一些相似性，所以臣下希望他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先登帝位以绝天下之望。但在李渊看来，如拥立可代表隋王朝正统的皇帝，就不会有出现如项羽一般的政治霸主号令天下来打压自己。
同时，此时的隋炀帝仍在，李渊虽然在关中单方面宣布其退位为太上皇，但山东与江南的隋朝官员仍在听其号令，各地的割据者对李渊拥立的新皇帝也不认可。若在此时便冒然自封为帝，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出头鸟，因此李渊只能先借隋朝的余望先稳住关陇与河东，待天下有变再图帝业。这便是李渊拒绝一切僭越之请的关键。
而历史的偶然在这里再次发挥了作用。宇文化及在当月发动兵变，隋炀帝被刺，使李渊的改朝换代步伐必须加快，也为其创造了契机。
这一次，他命杨侑写下逊位的诏书，并令其不再接受群臣的奏表。李渊一改往日风格，反而让自己的亲贵裴寂劝谏自己称帝。
裴寂用以劝说李渊的理由是汤、武不任桀、纣后人之辅臣，否定了隋朝统治的正当性，将李渊直接和杨广对立起来，认为李渊起兵如汤武革命，其以隋朝忠臣身份立杨广后人杨侑为帝，对隋王朝已是仁至义尽，所以杨广去世后李渊自不必尊杨侑为帝。
这一说法与此前众人以魏晋故事劝进不同，直接将李渊作为暴政的讨伐者与新时代的开创者。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李渊所安排的劝进中，群臣纷纷自发劝进的行为被李渊授意的有组织劝进所取代。在一番辞让之后，李渊接受退帝杨侑的玉玺。
那么这次李渊又是为何在隋炀帝被刺后就突然变卦了呢？
因为李渊以禅让形式建国，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只有隋王朝的正统的天命继承者才被视为合法政权，而隋室正统的继承者究竟花落谁家，则需要靠实力和舆论来一争高下。
从大业十三年开始，先后出现了三个以隋室继承人为皇帝的政权，即拥立代王杨侑的李渊政权、拥立秦王杨浩的宇文化及政权和拥立越王杨侗的王世充政权，他们都自我标榜为隋室继承者。
其中，李渊政权建立在杨广被杀前，宇文化及政权和王世充政权建立在杨广被刺后。但宇文化及有弑君之名在前，又杀秦王于后，其称帝后，这一政权所具有的隋室继承者的天命色彩也就随之消失，因此只剩下李渊与王世充这两个东西并峙的政权。
在古典政治中，正统绝不可能出现自相分离的情况，必须要由前代君主传于储君。因此李渊在隋炀帝被刺之前用拥立新君的方法调和杨侑和杨广并立的现实问题。而江都宫变后，隋室正统在实际上已断绝，李渊与王世充的两个在政治上等量齐观的对手就需要靠实力和舆论来争夺天下了。
在实力上，此时李渊派遣的两员东征大将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一路高歌猛进，北面消灭了与突厥相勾结的刘武周集团，又歼灭了河北的窦建德集团，大有一统北方之势。此时的王世充虽然也已登基称帝，但战场的大势却极大的推动了舆论上的演化：即披有汤武革命外衣一路凯歌的李唐王朝，是天命所归的隋室继承者。由隋到唐的王朝过渡即将成为北方统一战争的主要命题。
而这一主要命题，李渊以起兵后发布的檄文为基调，将起兵至禅让的历史，描绘成终结隋炀帝暴政、立新君杨侑以期太平，但终因天命有归而作罢的过程。这种道义上的不断转变，成为李唐开国过程中，李渊始终占据道德天命制高点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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