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陆续向长江北岸开进，开始了繁忙的渡江战役准备工作。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5位两大野战军领导人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整个渡江战役。
对于冲破国民党军所谓的“陆海空”立体江防，5位领导人信心十足，他们唯一担心的是两大野战军渡江后的主要攻击方向是盘踞在南京、芜湖、镇江、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侧翼极有可能遭到屯驻于武汉地区国民党军白崇禧所部的威胁。从湖口至武汉不过200公里，白崇禧拥兵25万余人，是现存的国民党军部队中为数不多的建制完整、战斗力强的部队。一旦白崇禧出兵，对于两大野战军的作战将是极为不利的。作为和白崇禧部队交手多次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对这股敌军的战斗力都深有体会，不敢掉以轻心。
白崇禧
为了稳妥起见，5位首长经过仔细研究，于2月4日以邓小平和陈毅的名义向中央建议，从第四野战军中抽调40万部队南下至湖北一带，连同当地的地方部队一道，看住白崇禧集团。
此时的第四野战军刚刚结束平津战役，正在距离长江千里之外的京津唐地区执行部队整编、改造在平津战役中起义的25万傅作义部队、做大军南下的思想动员等工作。一下子要抽调40万人南下，几乎占到了全军的一半（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后的总兵力为88万人），对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领导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个轻松地差事。
毛主席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四野目前的工作需要时间，而刘邓、陈粟谭的顾虑和担心也是一个大问题，不能不早做打算。对于毛主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协调几个战略区统帅之间关系的问题，对领导智慧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历来重视并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这是毛主席一贯的行事风格，一方面虚怀若谷，博采众议，一方面又能站在全局高度，审时度势，作出最恰如其分的决策。
于是，毛主席先是鼓励二野、三野积极进行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同时与四野领导人反复商量南下问题。3个野战军领导人也十分通情达理，刘邓、陈粟谭等人主动把原来提出的40万兵力缩减为20万，林罗也表示尽快组建先遣兵团，按预定时间南下。
最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抽调四野第40、43军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率领，于2月25日从北平地区启程南下。这两个军自然不必说，都是四野个顶个的精锐部队，萧劲光也是出身于大革命时期，身经百战的智勇双全之将！
萧劲光大将
但是12万大军千里南下，走得又是自己不熟悉的道路，如何能够按时抵达目的地，就是萧劲光面临的首要问题。
先遣兵团经过十多天的行军于3月10日前后进入河南境内。从河南到湖北主要有三条道路：豫东大道、豫西大道、平汉铁路。萧劲光出于稳妥考虑，决定走根据地力量相对较强的豫西地区，然后进抵湖北中北部的随县、应城、安陆、孝感一带，与桐柏军区、江汉军区部队一道，从侧翼拖住白崇禧集团。并且初步估计到达预定位置的时间是4月10日。
萧劲光的方案报到军委和四野总部，很快得到批准。
但是，密切注视着白崇禧集团的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和邓小平，却不同意萧劲光的这一方案。此时的白崇禧集团主力第三兵团已经抵达湖北东部的麻城、红安，距离第二野战军渡江部队距离不远。因此，刘邓认为这样的部署一是速度太慢，二是只能对白崇禧集团起到一定的拖住的作用，起不到真正的威胁作用。
对此，刘邓于3月19日向毛主席建议四野先遣兵团取捷径从豫东南下，力争在4月7日抵达宣化店、河口一线，并且是以第四野战军的面目出现，以迷惑吸引白崇禧。
此时的北平和谈仍然在进行中，白崇禧自恃重兵在手，疯狂叫板。因此，刘邓的电报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如果四野先遣兵团拖不住白崇禧集团，那么势必给渡江部队造成难于意料的麻烦。
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重申一下先遣兵团的使用及任务。
3月20日，毛主席向林彪、罗荣桓、刘伯承、邓小平、萧劲光发了一封电报，就提了两条，一是肯定了刘邓的建议，要求先遣兵团改变行军路线；二是要求先遣兵团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志行动！”
毛主席一锤定音，为先遣兵团指明了方向，萧劲光、陈伯钧、解方、潘朔端等兵团领导人也迅速统一了思想，当天就调整了行动路线。至4月8日，先遣兵团会同江汉军区、桐柏军区部队共计20万大军分别在武汉以东、以北地区展开，并且积极活动。白崇禧恐武汉有失，慌忙将已经进驻赣北地区的第三兵团调回武汉地区。这样，白崇禧集团就被牢牢钳制在了武汉地区，成了悬在白崇禧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4月20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湖口以东1000公里宽的战线上发起大规模渡江行动，直到深入长江南岸上千里，白崇禧也始终没敢动一兵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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