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国度：极端年代下的两个法国
一九一四年，全面战争笼罩法国，这是极端年代的第一个征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高涨的民族情结与国家全面动员的体制，迫使法国人不得不暂时团结对外。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约》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终结了这场长达四年余的欧陆大战。表面上看来，法国人在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后获得了胜利，一跃成为欧陆最强的国家，而铁血独裁的德意志帝国则在战后土崩瓦解，这仿佛证明了法兰西的民主共和路线正确。
有那么一段时间，法国看起来似乎可以挣脱战争的阴霾。人们欣喜和平的到来，巴黎则重拾往日欧洲文化之都的光辉。然而，在光鲜亮丽的表象底下，却潜伏着许多令人忧心的危机。
这场大战将法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它摧毁了法国近三分之一的家园与最精华的北部地区，更夺走了法国十分之一的总人口数。若按人口比计算，法国是损失最惨重的欧陆列强，有超过一百三十万名法国人失去了性命。法国在战争中损失了一整个年轻世代的劳动力与生产力，恶化了原本就在战争中背负了难以计数债务的法国经济状况。
任何在世界大战后关注法国新闻的人都会发现，法国政府正用前所未有的速度更迭：光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这短短一年间，就连续换了七届内阁。然而，无论是哪一党派上台，都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
比经济危机更严峻的挑战，则是法国那低迷的生育率。
早在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国的生育率就已敬陪末座。在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一年这段时间，法国人口总共只增长了6.8％，而同一时间英国与德国的成长率则分别是54％与60％。
法国政治人物竞相将低生育率列为国安问题，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莫衷一是。保守主义者将问题归咎于家庭传统的破坏，他们祭出的手段是提高对堕胎的惩罚，然而成效却十分有限；激进左派则试图透过赋予育有子女的妇女投票权来鼓励生育，但这个提案最终随着妇女参政权一起胎死腹中。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们担心，开放妇女投票权，会让传统上对妇女有较多影响力的天主教会得到更多选票，进而危及好不容易确立的共和体制。
经济与人口的消长严重冲击法国保守派的荣誉感，他们开始感到法国不再像过去一样强大，日子似乎也不如过去般"美好"了。
这种相对剥夺感表现在各个层面上。在路易十四的年代，每五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法国人，且法国握有欧洲三分之一的财富，而在一九三○年代，只有不到十二分之一的欧洲人是法国人，且法国的财富已缩水到占全欧洲的八分之一不到。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首次将英语与法语并列后，法国人也开始意识到，法语正逐渐失去欧洲主流语言的地位。
有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质疑共和国与议会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不满的声浪，很快就在随后的经济大恐慌中进一步激化，成为孕育极端意识形态的温床。
极端意识形态的对立，则是极端年代下的第二个征候。
一九三一年，早已席卷全球的经济大恐慌降临法国。由于法国迟迟不愿放弃其金本位制度，使得经济大恐慌在法国影响的时间远比英、德等国来得长。经济冲击再次反映在政府的更迭频率上：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内阁又有如洗牌般地连换五届，且每次政党轮替、就会爆发许多金融丑闻。
戴高乐日后在回忆一九三○年代的法国政府时，如此感叹道：
政府的支离破碎表现在各个层面上，许多操守廉洁与智力超群的人担任部会首长，但他们多半在政治游戏中因竭尽精力而趋于瘫痪。几乎所有上台的总理在尚未掌握各种需求、批评并执行其政策前，其能量便为了躲避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攻讦而告耗竭。每个人都知道其在位也不过短短一阵子罢了。
当人民开始对自己国家的民主体制失去信心，他们往往会往外找威权国家作效仿的模范。极左与极右派的支持者们，很快就在共产苏联与纳粹德国找到了各自的楷模。
经济萧条刺激社会运动，也刺激着劳工阶级阶级观的形成，法国共产党与工运团体发起罢工，温和者试图替劳工争取更多的权益，激进者则试图在共产苏联的指导下，加速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在这样的氛围刺激下，部分的保守右派团体终于按捺不住。他们认为当前的政府对左派太过软弱，而党派林立的议会制度所导致的低效率与政府更迭，更是他们眼中必须矫正的"乱象"。这些团体于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衫军与希特勒的冲锋队，诉诸街头武装斗争的路线。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以极右翼团体爱国青年团为首，上万名示威者聚集在巴黎协和广场，矢志"消灭共产主义"与"导致错误百出的国会"。他们试图冲进国会，并与反对者和巴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准备不够充分的警方，在群众的棍棒和石块攻势下被突破。
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与其他议员只得狼狈逃离一团混乱的国会。不幸的是，达拉第在回家路上被暴民认出。要不是宪兵队及时赶到，这位法国总理只怕要被暴民扔进塞纳河。
当时，政府中有人力劝惊魂未定的达拉第宣布戒严并派遣军队镇压暴民。然而，达拉第本人不希望看到共和国陷入真正的内战，更不确定当时掌管陆军的保皇派将军是否值得信任。几天之后，他黯然宣布辞职下台。这起事件造成近千人伤亡并直接导致政府更迭，堪称法国第三共和建政以来最濒临内战的一次危机。
面对右派的强势挑战，左派决定团结对抗。在经过短暂的混乱后，包括激进的法国共产党与温和的社会党在内的左派，共同组成了政党大联盟：人民阵线，并成功在一九三六年拿到政权。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左派政府，而人民阵线的领导者布鲁姆，更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人总理。
人民阵线上台后，立即推行了一连串的激进改革：包括查禁爱国青年团等右派团体、推动赋予劳工罢工权与降低工时的新劳动法、扩大公部门推动公共建设的支出、把军火工业国有化、首次在内阁中纳入女性阁员。
不难想象，这些改革皆遭到了保守右派的强力反弹。他们忧心这个国家将会被听命于苏联的共产主义者操控，陷入可怕的革命失序与无政府状态。如此一来，法国的传统价值将被永久破坏。
无论保守派的担忧是否言过其实，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却真切存在。他们对秩序与稳定的推崇，使得他们难以接受极端年代下的各种社会变动，并倾向将一切负面的状况皆归咎于共产主义。
曾经在德雷弗事件坚信德雷弗有罪的魏刚将军，在一九四○年法国陷落的当下，为了合理化自己的停战提议，甚至子虚乌有地向内阁官员宣称，巴黎已经发生共产革命，必须赶快停战以维持秩序。
魏刚不是唯一开罪于共产主义的人。当人民阵线在一九三六年胜选时，年迈的贝当元帅就曾私下表示，法国已然陷入了"精神危机"。而当他被雷诺政府重新请出山来挽救法国时，老元帅再次感叹道："我的国家被打败了，然后他们要我回去谈和与签署停战协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盛行三十几年来导致的结果。"
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贯穿了一九三○年代至维琪政府时的法国政坛。这份担忧最终让法国在一九三九年开战前夕查禁了法国共产党，也让法国错失与苏联共同对抗纳粹德国的机会。
一九三六年七月，人民阵线刚上台不满一年，邻国西班牙就爆发内战。
这场内战加深了法国的意识形态矛盾。法国保守右派担心法国会成为下一个西班牙，也担心人民阵线会让法国也陷入内战与分裂的泥沼中。就连左派本身，也因为这场内战而分裂。
左派分裂有内部的因素。法国共产党希望增加军事支出以对抗日益猖獗的法西斯主义，社会党希望投资社会改革，而激进党则希望维持共和传统、降低改革幅度以免刺激右派。左派各党之间的利益不一，导致整合困难、无法团结。
左派分裂也有外部的因素。苏联在国际上对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日益高涨的敌视态度，除了让其他左派难以与共产党合作外，亦让右派长期攻讦法国共产党是苏联代理人的说法，愈发得到法国人的支持。
两年后，内部分裂的人民阵线终于瓦解，留下困惑与失望的法国人民。许多对政治失望的人，加入了新成立法兰西社会党，这是一个标榜法兰西传统价值的右派保守政党，前身是遭到政府打压而解散的火十字团。这个政党的口号"劳动、家庭与祖国"，日后将成为维护法国的国家格言。
有愈来愈多的法国人，受够了议会政体的无效率与众声喧哗，并期盼能有一位强人来领导法国。保守派报纸《小报》，甚至拿"最受欢迎的独裁者"这个题目来做读者票选，而获得第一高票的法国人居然是贝当元帅。对照第三共和立国初期对布朗热将军等军事强人的敌视，这样的转变不可谓不大。
对一八七○年代的第三共和制奠基者们来说，共和制是最不分裂法国的制度。但对于一九三○年代的法国人来说，这句话的效力早已大打折扣。
极端年代下的意识形态矛盾将法国一分为二。这不只削弱了法国整体的国力，更让对造的双方无从妥协，从根本掏空了民主共和体制作为各党派最大公约数的共识。有的史学家甚至用"法国对法国的战争"或"隐形内战"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第三共和时期法国内部的分裂程度。
然而平心而论，法国的分裂趋势在一九三○年代晚期，似乎有好转的迹象。
一方面，透过放弃金本位与投资军事工业等手段，法国开始逐渐走出经济大恐慌的阴霾；另一方面，接替人民阵线的新政府，采取了若干折衷妥协的政策，也有助于缓和左右分裂的程度。
一九三九年纳粹德国违反慕尼黑协定后，法国更在外患的威胁下，展现了空前的团结。一切仿佛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新来过：遭遇分裂危机的共和国，即将因共同的外敌而团结，但历史毕竟不会单纯重演。
法国在战场上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它在错误的地方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而德国如闪电般迅雷不及掩耳的机动攻势，则让法国来不及像上次大战一样弥补自己的失误，最终导致了雪崩式的溃败。
军事上的失利，让一切的复苏迹象都成了宛如回光返照的泡影，也让法国人发现，一九四○年的法国并没有一九一四年的法国团结。那些从一八七○年代就对第三共和抱持各种不满的人，即将得到一个重新改造国家的机会。
"我感觉此时此刻法国社会彻底瓦解了，军队、政府、民心都涣散了。"当时正在巴黎报道新闻的记者夏伊勒这么回忆。
震惊的法国人迫切地需要一个足以解释现状的说词。而贝当元帅已经准备好了一套。他说：我们比二十二年前还要脆弱。我们的朋友更少，我们没有足够的小孩、足够的武器，也没有足够的盟友。这是我们战败的原因。然后，他话锋一转，继续说道：
我们让自身的享乐精神压过了牺牲精神。我们要求的太多，但付出的太少……我不会让陆军来承政客所犯的错。
在今天来看，贝当此番言论像是在怪罪过去二十年来的人太草率，而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则要对这二十年来的政治乱象，乃至于对法国陷落本身，负起主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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