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7年7月中旬，中印双方在洞朗对峙，边境冲突开始发酵。当时，Paytm的创始人刚从阿里巴巴融到巨资，正在加大马力，在印度扩张。当时在印度的中国人，并未感受到印度人因边境问题而起的敌意。相反，当时的印度的互联网创业者们正乐此不疲地与中国投资者们商讨创业项目和学习中国经验。现在回头去看，那时是中印创投圈蜜月的起点。阿里巴巴对Paytm的投资，这宗里程碑式的交易，吸引了一批中国投资机构前往古尔冈和班加罗尔。

三年过去了，中国资本已深度参与印度的移动互联网生态，在2019年达到峰值。中国投资者投入印度的资金达14亿美金，共计有54笔交易。而在2013年，才只有区区3笔。同时，中国互联网出海印度的“威力”已显。以2018年为例，印度排名前100的应用中，44家是来自中国开发者。

一、巨大的潜力：

全球有76亿人口，其中约41亿已经接入到了互联网，而在剩下的未接入互联网的人口中，约四分之一在印度。

据互联网和印度移动协会（IAMAI）的数据，印度整体互联网普及率估计在35％左右，城市地区为65％，农村地区为20％，如今，印度互联网人口为5.1亿，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唯二网民数量超5亿的国家，而据尼尔森的预测，到2025年，印度网民数字将达到8.5亿，这将超过G7国家的总人口数。

另外，猜一猜哪个国家移动网民占比最高？

答案也是印度。为什么？因为某种意义上，印度是为数不多的跳过PC时代直接进入移动时代的国家，背后原因是收入较低的印度国民大多数买不起价格相对昂贵的个人电脑。

App Annie的数据显示：按下载量，印度是全球第二大移动应用市场，2018年，印度占全球1750亿移动应用下载量里边的580亿，仅次于中国的650亿。

因此，拥有高基数、低普及率以及统一市场的印度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新大陆，而更加让这些科技公司兴奋的是——在此之前，印度在互联网监管方面一直相对开放宽松，因此吸引了大批国外的公司，美国的谷歌、Facebook、亚马逊；中国的小米、UC、TikTok、美图甚至韩国的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在印度市场非常受欢迎。

如果你认为基数如此大的印度市场一定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那么你就错了！与网民规模极不匹配的是互联网收入规模，因为与印度庞大的互联网人群相比，印度互联网的收入实在是小的可怜，从某种意义上，这些出海的公司更多的是赌他们在这个市场的未来，因为当下这个市场的规模实在太小。

以广告市场为例，根据eMarketer的数据，2018年印度全国数字广告支出仅为15.3亿美元，15.3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2018年微博的全年的收入为17.2亿美元，也就是印度全国互联网广告收入还不到微博一个公司的收入，而微博这个广告收入水平在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里也只能排到第七，这真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数据。作为对比，2018年，中国互联网广告的规模为850亿美元，世界第一广告大国的美国为1080亿美元，这中间的差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么为什么还有如此多中国公司进入印度市场呢？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在赌未来的潜力，毕竟印度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GDP增长和人口规模都接近中国的地区大国。

二、禁令来袭：

6月29日晚，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宣布，将禁止包括TikTok、微信、UC浏览器、美图、快手等在内的59款中国应用，给出的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等问题。

禁令发布的非常突然，而且又是晚上发布，很多在印度的互联网中国企业根本来不及反应和准备，禁令一公布，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哗然和瞩目。

伴随着印度政府的一纸禁令，中国59款出海APP在这个神奇的东方国家按下暂停键。其实，“意想不到的骚操作”一直是印度政府的一贯的作风，毕竟这是一个曾经一言不合就禁掉可口可乐长达15年的“薛定谔国家”。

但即便是早已习惯印度的作风，在禁令公布的当晚，一位在印度的创业者仍然不无愤怒地在电话里倾诉，“我们在这里做了这么多年。如今，却面临一夜归零的风险”。

而禁令的最大受害者又何止他一家，7月1日，据相关信息源透露，受印度封禁旗下应用的影响，仅字节跳动（TikTok母公司）损失就将超过60亿美金。这笔金额极有可能超过其余所有产品被禁公司损失的总和。

进入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中国资本西进印度的步伐已大大放缓，目前公布的只有两笔。而印度政府的禁令，让中国投资者意识到：地缘政治的风险，是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6月29日的禁令，也宣告中印创投圈的蜜月期寿终正寝。中国投资者虽然暂时不会马上从印度离场，但是，那份坚定已然消退。这也折射出中国出海者遭遇到的历史阻力：他们在走向全球舞台时，正赶上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

三、等待

在印的中国互联网大厂们的无奈

刚开始，高慧对事态的发展还保持乐观。禁令发出后，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印度政府的通知，跑去和App Store及Google Play沟通，对方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信息。她安慰自己，之前TikTok也曾被下架过，但很短时间又重新上架了，她判断，“也许会和之前一样，应该不是一个长期的行为”。

很快，事态开始恶化。第二天，字节跳动旗下的3款App： TikTok、Helo、Vigo Video 在印度市场下架。

7月1日，QQ邮箱已无法正常使用，微信部分语音及视频通话功能受限。

7月2日下午，高慧发现她自己登不上自己公司App的印度服务区了，尽管没人通知她，她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被下架了”。

损失无疑是巨大的。过去数年，来自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和投资机构们在印度市场豪掷千金，投资规模在短短几年内翻了十余倍。总部位于孟买的研究机构 Gateway House 提供的数据显示，印度30家独角兽企业中，18家获得过来自中国的投资。

无数人抱着 “下一个中国”的期盼来到印度，但是，一夜之间前期所有的努力都有可能白费了，这就是迷一般的印度市场。

目前尚不清楚印度此次禁令持续的时间、禁令范围是否有扩大可能。但无论如何，对于名单上的中国公司们来说，印度市场已经短暂地和他们告别了，而他们甚至毫无办法。

“我们心里都知道肯定会发生这样的大事”，曾在华为印度及部分中资企业任职的印度人穆恪杰说，自从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以来，印度国内抵制中国的声音便愈演愈烈，“这是给中国的一个信息，为了逼迫中国”。

6月初，印度市场上就曾出现过一款名为 “Remove China Apps（一键删除中国应用）”的 App，可识别用户手机上安装的中国应用，并一键删除。该应用发布仅两周后就飙升至Google Play印度下载榜第一。但之后该应用被Google下架，Google回应称该应用违反了Google Play的相关政策。

在那之后，又有印度开发者上传了一款 “Made In India”的应用，可通过扫描条形码识别该产品是否为印度制造。

正是有了这些前期的铺垫，长期关注印度市场的中国互联网人表示“不算特别意外”。持续数月的紧张局势令他们对印度政府禁令措施有了心理预期。

其实早在4月17日，印度政府就更新了FDI（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要求来自印度接壤国家的资本在印投资时，必须事先获得印度政府批准。这意味着不管是对在印企业的增资或投资行为，都要受到印度政府的审查。

以前印度对外资的审查并不严格，很多公司一开始来印度，可以先做业务，要么先租用一个印度壳公司，再慢慢做股东变更，要么通过代持方式，但现在，你必须先向印度政府报备，再走审批流程。

虽然该政策面向所有与印度接壤的国家，但不少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该政策明显是针对中国的。受此影响，无论是初创公司还是印度本土企业都受困于暂时无法拿到来自中国的资金。大多数印度公司现在已经开始积极寻找其他途径获得投资，印度政府也在这个时候采取措施牵线搭桥，为这些企业补上资金缺口。

从损失上来说，FDI远远大于对App的禁令，毕竟，禁令名单上的59个App有影响力的不过20个，FDI则是覆盖所有资本。据了解，自FDI更新后，还没有任何一家机构通过审批，

在印度市场，频繁发生的大量抵制中国的抗议活动背景下，“印度制造”在此时却受到了欢迎。一些与中国公司对标的印度本土App下载量在禁令期间飙升。Chingari是一款对标TikTok的印度App，它的联合创始人日前在Twitter上透露，Chingari下载量从6月30日的每小时10万次攀升至7月1日的每小时30万次，用户的大量涌入甚至造成了服务器的崩溃。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人口大国，它同时拥有全球最多的年轻人口和5亿左右的移动互联网人口。”尽管印度市场号称有5亿移动互联网人口，但印度市场变现极难，真正有价值的可能不到1亿”。一位曾去印度考察过的投资人说，印度贫富差距巨大，除了头部的1亿用户外，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刚刚触网的底层民众。这就造成了印度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付费率低下、单个用户价值不高。所以在目前的印度市场，尽管可以很容易实现APP达到千万级别的月活数量，但要实现业务盈利仍然十分困难。

对于那些早早布局全球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来说，盈利显然不是第一要素。大厂们要的是市场，要的是未来，它们并不关心烧钱。

以TIkTok为例，印度市场为TikTok贡献了至少1.2亿用户，是TikTok全球最大市场。字节跳动还计划，未来三年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即便如此，据彭博社报道，字节跳动去年在印度市场收入95%来自母公司服务费，真正从印度市场获取的利润仅占5%。

时间——这是大多数人聊起印度市场反复提到的词汇。尽管中印关系近期持续紧张，但印度仍然是未来10年全球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对于大厂来说他们不愿放弃。除了等待，没有其他办法。

四、迷茫

一夜归零的中小互联网中国企业进退维谷

7月初的一个晚上，冯翌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希望了解出海印度的公司的情况并通过国家层面为这些公司争取权益，冯翌在电话那头一一作了汇报。

冯翌是一位出海印度的创业者。直到上个月，他的创业坦途还是顺风顺水。几年前，他发现这个毗邻中国的南亚市场，只身去印度德里实地调研后转身创立了公司推出面向印度的App产品，并在印度建立本地团队，还获得BAT之一的巨头投资。

从风头正盛到泥石俱下，冯翌的故事，是许多出海印度创业者的缩影。

创业之初，冯翌每隔一两个月都会坐上飞向印度某城市的航班，那是他在印度分公司的所在地。

那是一个人人都意图出海淘金的时期，2015年，阿里巴巴、滴滴出行分别投资了印度的Paytm和Ola。印度有广阔天地，中国创业者想大有作为。

当时，在印度投资了40个亿的马云，曾被评选为2016年印度创投圈年度40大影响力人物。

投资机构、巨头公司、创业者都在跃跃欲试。冯翌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投资人在市场上寻找优质标的，不考虑变现、不在意收入模型，先占领市场再考虑“赚钱”是投资机构的逻辑。

在众多的出海产品中，他幸运地得到了来自BAT巨头之一的青睐，创业团队很快扩展到数百人，从单一产品扩展到多个产品。和印度员工在一起时，他能感受到这个国家年轻人对互联网产品的热忱，“开会的时候，他们会突然聊着聊着跳起舞来”。

6月29日晚，冯翌公司的App被印度政府列入了59款中国软件的封禁名单。

冯翌在新闻里看到了这条禁令，发现自家的一款App赫然在列。刚开始，冯翌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甚至在公司内部会议上打趣说：我们的APP居然得到了印度官方的”关注“。

现在看起来，冯翌当初的“不当回事”有些过于乐观了。

很快情况急转直下，电话的一头不断接到投资人打来的电话咨询最新进展。有出海业务的其他创业者打来电话，询问该怎么办。甚至有员工跑进他的办公室来直接说要辞职。他被搞得焦头烂额，却什么事也做不了。

更可气的是，这个时候，他在印度的竞争对手向他发来微信“慰问”，他们心知肚明，这一波封禁之后，印度本土或其它未被点名的App用户会迎来暴涨。

尽管在印度市场一直没能实现盈利，但是在巨大的新兴市场上，市场份额就是未来的希望，经历了5年的播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市场地位，一夜之间全部归零。

禁令实施以后，中国的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正在退却，这让冯翌这样的公司很为难，毕竟他们没有像TikTok那样有雄厚的资本优势，能够长期撑下去。如果局势长期恶化下去，不排除撤离印度市场转向其他新兴市场的打算。

五、坚守

走出传统“中国模式”，探索新型“印度模式”，选择继续坚守

崔怀舟有光鲜的履历。浙大研究生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百度，之后又到明星创业公司豌豆荚，再到快手和出海巨头YY工作。

2019年春天，在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里，崔怀舟决定远赴印度德里，开始做「印度版快手」。但在年底，他做了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把团队全部精力转向了新的领域——占星Astrology。

转型背后，这是中国创业者在印度的集体困境：有增长，没有收入，变现难，印度市场到底该怎么做？

在新冠冲击以及对中国应用的禁令封锁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做出现金流，做出收入，努力活下来，成为崔怀舟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崔怀舟决定抛弃「中国思维」，扎根到印度人的日常生活里寻找答案。在走街串巷地探寻付费场景后，他发现，带有神秘主义的占星，天然渗透在印度人的生活之中，无处不在。他的新目标，是要把印度分散的占星市场，搬到线上，打造出一个占星行业的“淘宝”平台。

在印度，对于像他这样的创业公司，不能简单按照”中国模式“去思考，第一优先级的是验证商业变现，而不是产品功能或用户增长。想要在印度做商业变现，要深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答案。这是崔怀舟在印度创业这段时间以来总结的经验。

他以自己曾经做过的快手在印度的项目为例，在印度做增长不难，移动端用户多、年轻人多、愿意接受新产品的人多，但是，难的是变现，让他们掏钱很难。在中国，快手用直播打赏、带货和广告的方式获得收入，这条路在印度是明显走不通的。

崔怀舟的团队刚开始也是按照”中国模式“来经营，做了初步的商业化测试，但很快发现，这样的模式eCPM（千次展示可获得的广告）收入很低，短期内根本无法把钱挣回来。

这就是”中国模式“的陷阱：产品数据增长很快，但商业变现艰难，收支平衡遥遥无期。需要大量的前期资本做支撑，这也是大部分出海创业者和投资人遇到的相同困境。

对于像崔怀舟这样的小型创业公司，”中国模式“非常危险，短期内根本没有收支平衡的可能。

很快，中印的紧张关系开始持续升温，逐步影响到在印度的互联网行业。来自中国的投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必须果断做出决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走出“中国模式”，寻找新的出路。

一个印度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为哪些业务付费？成了崔怀舟优先思考的现实问题。

其实，早有人归纳过，在印度最大的4个国民级生意是「ABCD」：A – Astrology 占星，B – Bollywood 宝莱坞，C – Cricket 板球，还有 D – Devotion 宗教。

具体来说，宝莱坞和板球，都需要内容版权，基本上版权都被垄断在大公司手里，而宗教太过于复杂和敏感。婚姻、培训、教育等领域线下模式很重，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领导的团队在这些领域中没有足够的行业积累，根本不具备优势。

于是把研究的焦点放在A——「占星」上，也许是新的出路。

比如，电视台有占星频道，报纸有占卜内容，商场里面会有占星店铺；印度人考试前要算运势、找工作要占卜、结婚要问星盘测匹配……只要你是一个印度人，不论性别、年龄和贫富，没接触过占星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占星在印度是国民级的生意，估算下来每年有100亿美元的规模。加上周边的灵修（Spiritual）、疗愈 （Healing） 和法事 （Puja），可以达到每年3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根据公开报道，印度目前至少有200万占星师和1万家占星培训学校。另外，占星也有“科班“路径：在前科学部长Murali Manohar Joshi的推动下，有30多所大学开设了占星学本科和硕士学位。

相比婚姻、教育、体育和电影的生意，占星的业务最容易线上化。而且付费占星是他们本来就认可的事情，模式就是现成的。

通过对市场所做的大量研究后，发现了一个挺惊讶的事实：90%的占星师的年收入不足 5万人民币，他们并没有足够多的客户和收入。

占星市场非常大，头部的网红级（Celebrity）和专家级（Expert）占星师确实挣得多，但占整体1%的数量，营收也不过10% 。绝大多数占星师都挣不到足够多的钱。长尾效应明显，贫富差距悬殊。

这些问题，特别像淘宝出现之前，各自开小店铺谋生的中国零售商家存在的问题。当淘宝等平台出现之后，整个行业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存量市场的服务效率大幅提升，还产生了增量需求。

在一个高度分散、依赖中小商家来服务的市场，做交易平台，是最好的模式。于是，公司决定建立一个占星领域的淘宝平台，而不是做自营。

所以，最后决定通过app建立平台，把占星服务搬到线上，让买方拥有更多选择，卖方获得更多客户。再用移动支付、音视频、AI 和电商等新方案，来搭建基础设施，根本上解决“信任”和“规模化”问题。于是，一个占星领域的淘宝平台而不是自营的模式就此确定，紧接着一个创业项目和团队就全新建立起来了。项目就此顺利开展，很快APP和平台就建立起来了。

很庆幸，崔怀舟的APP没有在封禁的APP名单中，成功躲过印度政府的封锁，加上贴近印度本地人的生活，产品自2019年12月发布后，营收数据以每个月200%的速度飞速增长，很快实现了营业利润。

接下来，就是继续坚守，针对印度市场，致力于成为印度最大的占星平台，服务100万占星师和1,000万用户。

只要贴近用户，细心观察，从真实的印度日常生活中寻找答案，就有无限的商业机会。

六、上游还是下沉

互联网大厂出海印度的年轻人的集体焦虑

简安曾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一次，突然接到调动通知，需要从北美产品线，调到印度产品线。与她一同接到通知的还有数十个人。

这种调动应产品线岗位需求而定，全公司都在可调配范围内。它类似于战争时期，上级将领根据战线需求，统一调配兵力，快速投入战争。简安的直属上级给他们下达了类似的命令：出差印度，快速融入印度团队，跟印度人打成一片。

在印度设立分部，大规模招揽当地人才，研发团队在中国，一线运营团队在海外，以最短时间抢占印度市场份额。这成了国内互联网大厂的普遍策略之一。

公司对出差印度的员工很大方，不仅差旅补贴可观，住的也是新德里市内五星级酒店。

但是，令她们慌乱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6月16日，简安发现，公司海外公关部给在印度的所有人发了紧急通知：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升级，请所有在印度的同事保持联系，并注意自己的安全。

公司在印度的所有人基本都住在同一家酒店，这样方便一起结伴通勤。冲突爆发以后，简安与同事们在酒店大堂集合准备出发，她意外地发现女同事们的穿着打扮惊人一致：头戴鸭舌帽、脸上挂着口罩、身穿男性化的大T恤和牛仔裤、清一色素颜。这与简安印象中的北京靓丽都市白领反差很大。其实，她也是其中一员。

这时她突然意识到，这群被互联网大厂派遣到印度出差的人群中，竟有70%都是女性。

这些姑娘大多出生在1990年—1997年间，拥有欧洲、美国、澳洲留学经历；入职大厂初期，都服务于英、美、德、法、意等出海产品；在印度出海产品潜力爆发、一跃升为公司国际化高优市场之际被转岗，成为实现公司最新蓝图的一线海外运营人员。

他们经常要在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往返，过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双城生活”，不能在下班之后随意外出，也无法吃自己喜欢的食物、见想见的人。

印度分公司设立在新德里的CBD园区。这里聚集着包括毕马威、德勤、普华永道 、德意志银行等众多国际公司的印度分部。摩天大厦林立，现代化设施完备，与众多国际一线城市并无区别。

但这样的景象，也仅出现在CBD园区。

下班之后，简安和同事们一起坐车回酒店。一路上，窗外的景象变化如同穿梭时空，从摩登都市到城乡小镇，再到目之所及的荒凉，很多印度人衣衫褴褛地住在街道边简易搭建起来的帐篷中。

如此变化，不过20分钟车程。

大多海外印度运营员过着“酒店——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下班后，彼此的陪伴和闲聊，算是为数不多的消遣方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如简安这样，在印度活得战战兢兢。也有人在这片热情而奔放的土地上，感受到了爱和希望。

活成印度人。

“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只有眼皮贴近地面，才能看见草根。” 陈宇是实践派，不喜欢坐办公室。

他是江西人，先后进入科技巨头传音和金立。2015年研究生毕业，开始去非洲做市场调研，西非的尼日利亚、东贝利、肯尼亚，北非的摩洛哥、埃及，都有他的足迹。期间，他还辗转去了中东地区和南美洲地区。

走过20多个国家后，2016年，他将目光放到印度。

“印度是一个超级性价比市场，我在2015年底就很关注它，2016年开始常驻当地。不过，那时候没考虑到印度之后出现的互联网出海热，更多是我自己对跨文化事物的兴趣。”在印度待了近四年，陈宇频繁地行走在印度的城市与乡间。

他是时代的见证者，目睹了近年来发生在印度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宇的足迹深入到了印度的下沉市场。去过印度偏远地区，那里生存条件比较艰苦。他说，住过最好的酒店，毛巾是黑的，蟑螂遍地跑；在哈比尔邦的首府巴特南，很难打到车，代步只能通过街边的三轮车，与8、9个印度人挤在一起，开车的师傅看见他会咧嘴一笑，说一句 “Welcome to India”。

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环境，陈宇并非感受不到，只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适应办法”。

很多出差到印度的同事抱怨当地的食物无法下咽，陈宇把他的“饥饿疗法”介绍给了同事。

“我会让我自己保持饥饿感。比如本该中午1点吃饭，我会拖到3点。足够饿的时候，吃什么都很香。”

对于在多国历练过的陈宇来说，印度像个游乐园，他活得很肆意，把自己沉浸到印度肌理中。四年里，他跟印度老铁一起玩耍，吃路边摊，跟当地人一起去乡间，在水塘里游泳。

“可能我个人体质比较好，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在印度，也没有在非洲染上疟疾的风险。”陈宇说，他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印度是他觉得包容度最高、人民淳朴善良的国度。

在那里的日子，圆了他小时候仗剑走天涯的武侠梦想。

回到简安。

又到交周报的日子了，简安一打开同项目组印度同事的周报文档，一片空白，什么内容也没有。

简安不知道对方的文档为什么会一片空白。她没有直接质问原因，而是在群里提醒对方，尽快交周报。

写周报需要从产品后台调数据，对方私信简安，让她教教自己，在后台查询数据的流程和方法。其实，简安此前已经教过对方很多遍，

“我真的非常不理解！这些印度同事是真的学不会，还是故意在跟我们对着干？”简安说，除了手把手教同事，她还写了非常详细的图文说明，但他们还是会重复询问相同的问题。

自接触印度市场以来，公司几乎每天都有从北京轮值出差到印度的中国员工，他们需要在现场指导、配合印方工作，北京总部也会通过视频通话，与印度团队保持信息同步，但双方的配合度与工作效率差强人意。

2017年，国内众多公司乘着一轮政策红利，加速布局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一年后，印度成为它们出海的主战场。2019年，它们刚刚完成初期的探索和经验积累。短短两三年，印度的移动互联网行业爆发式的成长。印度本土的员工大部分都没有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工作经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传统媒体行业转过来的。

他们就像2016年前后中国传统媒体人，转型初入互联网时，迷茫，压力大，无所适从，需要在极短时间里，适应一套全新的法则和玩法。光转身不行，思维和方法论也要转。

印度同事的这种落差无法通过短期培训来补齐。中国职场中对于Word、Excel、PPT等基本办公软件的使用已属于大众技能，但在印度还没有得到普及，建立在这些基础技能上的培训也变得百无一用。

北京团队想尽办法拆解工作内容，在最大程度上，让它们变得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同时，也在不断完善对印度团队工作的考核与监督机制。

“不得不说，工作量在不断增加，我们在逼着他们进步。因为一个处于成长期的产品，平台大了之后，自然会有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向外生长，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简安说。

产品在成长，印度团队的工作量也在增加，不断有印度同事向简安抱怨工作压力大，但她也没办法去解决这种情况。

不论是中方团队，还是印方团队，他们都处于一个阵痛期里。

中方海外运营在用一种接近“野蛮生长”的方式，实现自我驱动和变革。他们不断在南亚次大陆上深耕，探索当地的文化与用户习惯。

中国互联网大厂出海印度的不仅是产品本身，还有承载着大厂基因的工作机制、身上带有鲜明互联网行业特征的一线从业人员。在大厂的工作经历，让他们全副武装去到海外，以同样的理念从零开始，打造“印度大厂员工”养成计划。

拉扯着一起向前，也许是中印团队现阶段逃不掉的宿命。

南亚次大陆、南美洲、东南亚......只要互联网尚未被充分开发的世界地区，都被称为“蓝海”。这些地方，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蓝海中，中国互联网公司不断把国内成功的产品复制过去，本地化之后，再次在异国他乡爆火。

那些被互联网大厂空运到“蓝海”的人，很多人会有喘不过气的感觉。

“一直都有离开的打算，也一直在为离开做准备。”包括简安在内，很多印度市场海外运营都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一个海外团队的老员工，在一段时间里格外用心带新人，一定程度上，他可能想走了。

长期出差印度，能获得不菲的差旅补助，加上工资，可以“傲视”大多数同龄人。这些一直以来都成为激励自己向上游的动力。

可是，这样的状态究竟可以持续多久呢？

主战场的热度总有一天会褪去，印度市场的互联网大局，也会在大厂的厮杀中趋于稳定。而那个时候，这些一线海外运营又该何去何从？

很多印度海外市场的人已经有这种职业危机感了。

有三种可能摆在他们面前：第一，在印度市场做出些成绩来，变成可以主导产品项目的人；第二，随着大厂的人员变动，消失在出海行业；第三，跟着大厂的脚步继续向前，去开辟更广阔的市场，比如非洲。

即便收入还不错，但她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坚持多久。目前在行业内看到的现实，足以让她重新审视自己当下的职业，是有继续下沉的勇气，还是及时止损？

目前，支撑着简安坚持在出海行业的动力之一，是一直以来都很支持、理解她的直属上级。这位前辈已在出海行业摸爬滚打了5年多，是大家眼中“注定要一辈子做出海”的人。他也是个已成家的中年人，离开行业的成本会很大。

“可我觉得，报答他最好的方式，也许是不要成为他。” 说出这句话，简安带着失落与无奈。

对这群出海者来说，上游的代价同样很大。

海外运营想做国内市场，很难被认可。行业内普遍认为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有着天然的屏障，在海外市场中所积累的互联网经验，并不能顺利地嫁接到国内产品上。即便简历上写了 “曾做过亿级DAU印度产品”，在国内也不算什么。

很多从大厂海外产品线离职的人，都有这种认知，甚至被总结成了“行情”。

上游还是下沉？逐渐变成了一种集体焦虑。

印度政府的禁令发布以后，这样的焦虑成为了一种催化剂，加速了这群出海者做出自己的抉择。

经过初期“单打独斗式”的拓展，陈宇并没有受到禁令的太多影响，他在印度的团队逐渐壮大起来，有中国人，也有印度人。他们不断地用双脚丈量着印度的每一寸土地，每到一个地方，都去加深对当地人的了解，去学校、集市、寺庙观察，丰富自己对印度的认知。

有人就不一样了。

中印冲突爆发的第2天，简安的父母就不断联系她，希望她尽快回国。

妈妈说：“太危险了，咱别干了。”

爸爸说：“那个地方，不适合小女孩去。”

简安很清楚父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她没让之前的焦虑持续太久，周围的环境似乎也在告诉她赶紧走。最终果断地选择离职。在辞职后的时间里，她投递了92个互联网行业的职位，投向国内产品岗位的履历全都石沉大海，约她面试的都是出海运营岗位，最终拿到offer的都是印度市场。简安突然醒悟，自己在这个行业的下一站竟然还是印度！

简安觉得这样的结果很好笑，她想到了前同事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很像透明箱子中那些不断滚动的双色球，滚来滚去，也不一定轮到我。”

后记：

禁用中国应用后，莫迪政府正在试图把印度移动互联网行业引向一个自给自足的方向。所有在印度市场的中国互联网人，需要看清楚这样的趋势，及时做好调整和准备。随着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出海的热浪正在退潮。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无疑将受到影响，退潮之后才知道究竟谁在裸泳！印度市场不同于中国市场，国内成功的经验不一定能在印度市场上复制，还有复杂的边境冲突和政经关系，无不考验着每一个出海印度的中国互联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