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为了宣传自己，有时候会说一些大话或相对来说比较武断的话，从宣传的技术上看，这种行为本没有错，尤其是传统艺人，往往通过贬低同行或攀附同行的方式以达到被观众迅速记住的目的。但也有的艺人，似乎说大话、假话成为了一种语言习惯，这种语言习惯验证了戈培尔的一句名言：“谎话说了一千遍，就是真理”。
那么，本篇文章，我们就来看看当今的德云社班主郭德纲先生在公开场合说的三句谎言。
1、说相声上台不能戴表。
郭老师的解释是，男相声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倘若戴表，会影响观众的注意力，如果演员看时间，观众也会看时间，从而不利于聚合观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郭老师调侃说，观众会看看票，再看看表，然后心里不忿地说：“那都是我买的！”
《相声有新人》节目中批评刘骥戴表
问题是，这种说法有道理么？
理论上来说是有的，但实际上来看并不如此。
郭老师在《相声有新人》节目演出中带的表，实际上，这不是他第一次说相声或演出的时候代表
为什么呢？因为演员带首饰当然可能会起到反光乃至分散观众注意力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相声说到底是一个通俗艺术，并且甚至是可以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辅助设备的艺术。如果说演员戴表会分散注意力的话，那么当年天桥撂地的相声艺人便不可能围上观众，譬如这二位在此说《八扇屏》，旁边还有艺人刷杂耍，甚至是唱大鼓、京剧的，肯定是会起到分散注意力的作用。此外，无论是撂地还是茶馆，观众周围的观众也会产生影响注意力的问题，譬如聊天、喝茶、嗑瓜子、找座位等。譬如民国以前演戏，由于没有幕布，经常是一折戏演完后，检场的上台搬桌子搬椅子，那么这样的行为会分散注意力么？旦角演员唱完一大段《玉堂春》，然后扭过头饮场会影响注意力么？演员下跪时，检场的扔垫会影响注意力么？当然会，但观众也不傻，观众知道他要看的是什么。
侯耀文先生版的《追韩信》就恢复了如饮场、扔垫等“糟粕”
而我们当下所进入的剧场，恰恰是受到西方现代剧场设计的影响，并从民国开始通过如“净化舞台”等活动而塑成的“文明剧场”。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是，相声演员要做的是“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如何把场子热起来是演员的本事问题，而郭老师的这一说法多少是把问题扔到了观众的身上。
2、“我拉了一单子，大概三百多位在三十岁之前都不是干相声这行业的”
郭老师一直引以为豪的是，他是坐科出身的专业相声演员，换言之，他是从小就学相声的相声演员，并借此多少有些讥讽那些主流相声演员“出身”不好或者说是基础不好。但是郭老师恰恰忽略了两个事实，并带动了一种民粹情绪对那些主流相声演员演员展开了失去理智的批判。
这两个事实是：其一，建国以后，我国的国营院团体制及如文革等社会运动导致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缺乏基础的一代。其二，建国以后，当相声艺人地位提高，相声通过军队、国家广播等形式宣传到全国时，就不能强求所有对相声艺术有兴趣的人都必须有坐科的经历。
包括马季先生在内，图中的几位基本都没有坐过科
对于前者，我们如今看大学的“老三届”就能明白。从如今这些人的专业水平看，当然不乏行业翘楚，但普遍在基础知识上不够完备。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是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对于后者，只要一个地方艺术变成全国性的艺术门类，那么在门槛和包容度上，其便不得不有所取舍。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从小干这个的，就不好了么？
京剧前后四大须生中，言菊朋和奚啸伯就是票友下海，虽然在当时褒贬不一，但是从艺术水平上看，这二位尽管身上不行，但在唱功上却不能不称之为大师。而如侯宝林先生，最早是学京剧出身，马三立先生最早是想好好读书以后成为一名警察，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艺术大师。
前后四大须生图
此外，我想说的是，郭先生的恩师侯耀文先生也不是打小学的相声啊！
3、我想捧谁谁就能火
这句话是在岳云鹏火了之后，郭老师一直引以为豪的一句话。从后续的捧人过程来看，郭老师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在岳云鹏之后，如郭麒麟、阎鹤祥、张云雷、杨九郎、孟鹤堂、周九良等都经历了爆火的阶段，可以这样说，通过借助《欢乐喜剧人》、《相声有新人》等选秀节目，德云社内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造星运动。但问题，那些他捧了还没火的人呢？
张云雷
高峰，德云社总教习，郭德纲老师一致想捧的人，并早在一几年的时候为其办了专场，奈何高老师的或就是不火。烧饼，他的儿徒，尽管目前曝光度有所增加，但远没有到火的程度，那么还有德云社剩下的一百多演员，他们火了么？
高峰高老板
这里笔者难免有抬杠的嫌疑，但问题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能不能火，跟运作有关系，跟自身的素质及运气也有很大的关系，但在宣传上，郭老师的这句话则难免说的有些绝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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