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大魏，看看在曹操之后、三国归晋之前，魏国的财政举措以及经济发展情况。
公元220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改汉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或者前魏。
一、丝绢为主、铜钱为辅
在曹操去世之前，魏国于公元204年正式颁布户调制。自从实行了户调制之后，政府直接收取实物地租，老百姓完全可以自己生产粮食、纺织绢帛，交完税留一些给一家老小吃穿，如果还有多余的就和邻里交换一些日常用品，所以在魏国境内铜钱的作用相对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加之当时大量的铜铁都被用来铸造铠甲和装备了，留给铸钱的铜并不多，于是在曹丕主政的时候，干脆废除了铜钱，回到了用谷帛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时代。这带来了两个结果，一好一坏。
好处是迅速地平抑了物价。铜钱可以铸大钱、小钱，还有盗铸的，总之政府和奸商有各种办法在钱上占百姓的便宜，但是谷子和丝帛却必须是一分钱一分货，即使到了后期，大家学得狡猾了，开始偷偷地用水打湿谷子，专门织造薄绢来牟利，但是这么打打擦边球对交易秩序的破坏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魏国这一套实物货币制度虽然原始，倒也不失厚道。
坏处也显而易见：谷帛毕竟储藏和携带都不方便，对商品流通很是不利。并且恰恰因为保质期有限，除非是真对吃穿有很大的需求，否则总会想办法尽快把手头的谷子花出去。
因此在谷帛为市的前提下，要恢复铜钱就变得很难。曹丕和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都试图恢复过五铢钱，但是发现老百姓总是留着铜钱，花销谷帛。民间积压铜钱，无疑对魏国的武器盔甲制造业是一个不利的消息，于是一直到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一统天下，中原市场依然是以实物充当货币的。
这个习惯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从三国一直到唐朝灭亡，朝廷的赏赐、税款的征收依然是以丝绢为主、铜钱为辅。
二、地盘大，人口多，荒地多
三国当中，魏国经济最依赖农业，不但要供养着三分天下里最大规模的军队和官僚机构，还要同时应付诸葛亮的蜀锦战略。魏国"一大两多"的先天优势很明显——地盘大，人口多，荒地多。同时，后天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魏国历任国君，乃至于自司马懿开始的晋朝帝系都非常重视屯田。
魏国毕竟是大国，人才济济。在老一辈的种田能手夏侯惇、任峻先后故去之后，司马懿又发掘了一个屯田标兵，那就是后来灭蜀的邓艾。
邓艾在和姜维对峙之前，一直在寿春附近屯田，秉承着夏侯先辈热衷于兴修水渠的传统，邓艾也带着屯田兵们大搞基建，还写了一本书叫作《济河论》，专门讲解自己的农田水利思想。
屯田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使用权归屯田兵或者农民，土地的收成则由国家和屯田的兵民按照比例分配。因为三国时代都是军事化管理，对兵和民有着与太平年间无法比拟的严格人身控制，所以分成制是可行的。在实行了屯田制之后，魏国的粮食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基本上很少出现因为粮尽而退兵的情况。
但是屯田日久，邓艾却产生了困惑，他发现大家的积极性其实并不高，甚至还出现了偷懒的现象！邓艾很生气，我一个将军都干得热火朝天，你们这些当兵的怎么反而还不如我呢？
邓艾路过这片地之后碰到的是一群屯田兵，他心想，这我自己带出来的兵，总会负责任一些吧，于是装着自己是长安来的传令兵，跟对方套近乎："各位，这些天秋收，我们那边都忙死了，你们咋这么有空来聊天啊？也不急着收稻子去？"
这群兵纷纷大笑，说："看你是个实诚人，我们也实话告诉你，咱们是兵，租子比农民还要多交一成，收多收少还不是大都要交上去，再说当兵吃饷，天经地义，俺们的邓艾将军爱兵如子，也饿不着咱们啊。"
邓艾听完，借口要办公事，默默走开了，他还是很困惑，为什么自己治下的民、自己带的兵积极性都不高呢？
当代的历史书上，往往对屯田多有溢美之词，称其改善了民生，恢复了经济等。但是事实的真相比想象总要残酷很多，三国时代大面积的屯田与其说是"与民休息"，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频繁战争的需要。关于屯田制度下的民生情况，陈寿没有专门为三国写食货志，但是幸好我们可以根据《晋书·傅玄传》里的记载，对曹魏和晋初的屯田制度有一个真切的认识。
三国中，很多"小人物"的能力其实并不弱，只是因为那些耀眼的名字太光芒四射，把群星都遮掩了。
可见，魏晋的中央政府，对屯田兵的剥削是多么严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台湾的时候曾经考察过自己所在地的分成地租，发现比例差不多就是一半对一半。但是张五常观察的那个时代，显然亩产量要比魏晋时期高很多，所以对半来，农民们除掉生活之外还是能有所结余的；但是魏晋时期在产量如此低的情况下，依然收取对半乃至于四六开、二八开的地租，农民生活之苦，可见一斑。但是为什么屯田制依然可以吸引很多人呢？和汉朝原来的制度相比，屯田制自有其优势的一面。
无论是西汉以顷为单位来收税，还是东汉按亩来收税，本质上依然都是固定税。虽然农民很有动机来耕种自己的土地，但是一旦遇到兵荒马乱的年月，耽误了一季农事，就可能要因为借债而濒临破产。而东汉末年恰恰就是这种乱世，所以农民们迫切希望能有一种更为保险的体制。
如果我们把固定田租，也就是承包制当作一极的话，这一极的特点就是激励特别高，农民有最大的积极性去耕作，因为多出来的全部归自己所有，但是相应的风险也特别大，因为一旦收成很差，自己就要砸锅卖铁才能交田租了。
三、占田制度的兴起
当太平盛世的时候，大家的心理安全系数都比较高，所以固定田租比较受欢迎。相应的另外一极无疑就是工资制。考虑这么一种情况，农民按照天数来领工资，不管耕种的效果如何、用功与否，每天都发固定的工资。这种情况的特点是极端保险，旱涝保收，灾荒不惧，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农民们毫无动机去耕作不属于自己的产出，所以努力程度会相对低。当朝不保夕、战火连连的时候，有些实在过不下去的农民便会选择工资制，也就是成为地主的家奴。
三国时期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所以屯田分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剥削严重，但是从政府层面讲还算行之有效。在马斯金和拉丰还没有正式提出激励理论的时候，张五常根据自己在台湾的观察，认为分成制带来的好处主要是风险共享，确实很有前瞻性。
而晋朝灭蜀之后，其统一天下之大势已经不可阻挡，在大后方废除屯田、实行土地私有化确实是众望所归；并且，我们都知道，魏晋时代是士族的黄金时期，这些所谓的士族大家，其实就是从两汉一直延续下来的大地主、大豪强。
这些势力在晋朝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晋武帝靠禅让得了天下，也不得不对这些已经成气候的势力妥协，以换取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加之天下大部分都已经安定了下来，继续实行军队化管理的意义也不大，于是以土地私有化改革为目的的占田制就应运而生了。
所谓占田制，其实与西汉初年的授田制类似，即根据不同等级、爵位来分配最高土地限额，然后把土地全部授予出去。只不过当时的授田只是授使用权，而现在的占田则是连同所有权一起授。可以想象，在这个所有权下放的过程中，地方官吏和豪强大族正好上下其手，兼并私田，变农民为家奴，壮大自己的势力。这种情况在所有的朝代都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只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欺上瞒下等政治弊端——"被兼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农民也有好处。
众所周知，豪强大族在应付苛捐杂税方面很有自己的办法，其讨价还价的能力要比毫无背景和根基的农民强很多。这也意味着，同样一亩地，在农民手里和在豪强手里相比，净收入永远是在后者手里多。对于农民和豪强双方而言，农民主动献出土地的所有权，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由于兼并比单干更有效率，所以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是在用行政命令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掰手腕，但是无论多么地决绝，到王朝的中后期，"看不见的手"永远都取得了胜利。
参考文献：
《屯田制》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
《中国古代的士兵屯田制度最早是谁制定的》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sokankan.com/article/28466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