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不堪一击
武昌军营里一声枪响，大清王朝轰然倒塌。前后只有半年工夫，正所谓摧枯拉朽。
举国上下风云激荡，清廷皇室一筹莫展，几乎没有一人愿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复武昌，中兴王朝”的袁世凯“挟寇自重”，趁机要价；其他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见死不救，作壁上观。谁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儿寡母的死活，各省军民官绅，已将大清王朝视若沉船，只有人弃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却无一人救难。于是星星之火，至于燎原。
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举义，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这就印证了湖广总督瑞澂的说法。此人在起义发生之后没多久，就携带家眷逃到了楚豫号兵轮上，并在当天深夜向内阁、王大臣们发出密电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作为临阵脱逃的大臣，瑞溦自然要极力推脱罪责，但这话倒未必尽是不实之词，顶多略有夸大而已。
大清民心尽失
此前，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问鼎京畿，差一点就让大清变了颜色。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屡败屡战，九死一生，为大清帝国扳回败局。
那么，这一次，怎么就没人做曾国藩呢?
袁世凯不做曾国藩，自有他个人的原因――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其他人不做曾国藩，则另有缘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
武昌首义之后，朝廷曾有意调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征剿，该镇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召集会议说:“湖北之变，为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以此倡议号召天下，凡属同胞，都会支持。”如果贸然前往镇压，必定是“胜则自残同类，败则死无指名”。结果是，这名清军将领不但不去打革命党，反倒于10月29日，在滦州发动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逼清廷让步。当时的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因此，如果让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在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在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他们却可能选择后者。
大清之失在制度
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
显然，无共和思想，则无武昌首义；无武昌首义，则无大清之亡。如此说来，大清之亡，岂非亡在制度?
事实上，清之亡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却不是。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清，回天无力，它亡得窝囊。也许，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清之亡，则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已积重难返。面对新的文化与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也没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封建王朝这只骆驼就必然被击中倒地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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