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31日，华为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华为整体经营稳健，实现全球销售收入8,5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1%，净利润627亿元人民币……
数字显示很好，但徐直军在回答“华为净利润增速下滑和海外销售收入下降的原因”时，也承认华为的困境较大，因为海外销售占比下降，预估损失了100亿美金左右。
而海外营收下降的关键，主要就是美国的限制，特别是谷歌生态的影响，不管是徐直军还是余承东，都在最近表达了想要继续与谷歌合作的意愿。实际上，华为刚推出的HMS（华为移动服务）生态仍然是任重道远，可以说，全球的智能手机厂家都无法彻底摆脱谷歌的影响。
“2020年对华为是最艰难的一年，2020年我们力争活下来，明年还能发布年报”，徐直军表示2020年的业绩无法预测，由此可见华为所承受的压力之大，远超外界的想象。
1
任正非对美国的态度。
在20多年前，任正非就对美国抱有很大赞赏，其实一直以来，华为都是在学习美国。
大概是1993年，任正非首次到美国参观考察，他对美国的环境、文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发达十分推崇，“美国人没有像中国人那么多远大的理想，也没有放眼世界的空洞抱负，也不像我们那样充满幻想。这个民族踏踏实实、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任正非表示，美国人的钻研与认真，系统秩序，踏踏实实、十分专一的认真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毫无保守的学术风气（人才和社会的开放性），都值得我们学习。
在国际电脑展上，任正非才体会到什么是技术危机与市场危机，“找到我们不拼命发展技术、最终会丢失全部市场的感觉”，通过这次考察，任正非确定了华为技术道路和管理改善的方针，他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我们中华民族唯有踏踏实实、面对自己的弱点，才有可能振兴。”
2
任正非对美国资本的警惕。任正非曾在关于华为未来的讨论中指出，除了不让资本进来，其他什么都可以讨论。
外界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到华为考察，希望见任正非一面，任正非避而不见，罗奇有些生气，“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000亿美元的团队。”任正非听了不屑一顾，“他罗奇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他带来机构投资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卖设备的，就要找到买设备的人。”
希望诸位都能记住一个真理：做企业，搞事业，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华为历史上有个影响深远的李一男港湾事件。
2000年，曾与任正非情同父子的华为技术研发总裁李一男离职创业，后来他的港湾网络一度严重动摇了华为的根基，经过一番“惨胜如败”的厮杀，港湾网络被华为收购，在李一男团队回归的讲话中，任正非表示，2001至02年华为处在内外交困、濒于崩溃的边缘。“你们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所做的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我们只好作出反应，而且矛头也不是对准你们的……你们走的时候，华为是十分虚弱的，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包括内部许多人，仿效你们推动公司的分裂，偷盗技术及商业秘密。”
任正非强调，“真正始作俑者是西方的基金，这些基金在美国的IT泡沫破灭中惨败后，转向中国，以挖空华为，窃取华为积累的无形财富，来摆脱他们的困境……如果基金这样做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那么对中国的高科技是一场灾难，它波及的就不只有华为一家了”。
3
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这是任正非企业经营的一大特点。
2003年，是华为命运转折的一年。一方面，华为遭受了美国思科公司强有力的阻击，思科总裁钱伯斯要置华为于死地。另一方面，华为与摩托罗拉达成收购协议，将以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摩托罗拉。
任正非认为，华为和美国很可能就在未来有一天遭遇，而华为的实力不可能取胜。于是任正非说自己做个“妥协派”，戴上一顶美国的“牛仔帽”，公司还是几万中国人在干，也是体现中国人的胜利。
但因为摩托罗拉高层换了新的当家，就否决了这个交易（他们后来后悔到流泪），任正非就问华为的“少壮派”，公司还卖不卖，“少壮派”表示坚决不卖。那好，从现在开始做准备，将来的挑战非常艰巨。
所以，从思科开始，任正非和华为管理层就对公司要面临的（同美国的）矛盾和冲突有了思想准备。不管以后的“2012实验室”还是海思芯片，包括现在的鸿蒙、HMS等等，都是华为在未雨绸缪。由此，我们就清楚孟晚舟不过是一个引子，华为要发展，就注定与美国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试想一下，如果华为老老实实不做技术研发和创新，不碰触美国科技的核心领域，不在5G上取得世界第一的优势，那么华为会像某些公司一样活得很好，谷歌也会继续跟华为合作。
可中国企业必须是走技术创新路线，因为过去市场换技术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外国人到中国是赚钱来的，他们不肯把底交给中国人。
4
和美国赛跑。
实际上，任正非对于美国的诉求是洞若观火：
“经济全球化是美国推出来的，美国最后看到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并不利，所以美国在退往mao易bao护主义，但是保也保不住，经济全球化这个火烧起来了，就会越烧越旺。”
而对于美国竞争的劣势，任正非也表示，“美国竞争失利是因为他们薪酬太高而失利，而不是因为华为的崛起使他们失败了。所以美国很多要人跟我交流，我就讲你们失败是因为你们的薪酬太高了，你们的薪酬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些人均GDP只有200多个美金的非洲弟兄们那儿取来的钱，来供这些IT皇帝们，能供得起吗？供不起的。最终有一天会支撑不起的。”
美国5G的落后，任正非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押错了宝，华为押的是厘米波，而美国押的是毫米波。至于美国在全世界围堵华为，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的技术阻碍了美国随心所欲地进行监听”。
虽然目前彼此的矛盾尖锐，但任正非仍然希望未来会跟美国“握手”：我们的理想是到珠穆朗玛峰顶，美国也想去珠穆朗玛峰。美国从南坡爬坡，背着牛肉罐头、咖啡……；我们背着干粮，没有矿泉水，只有雪水，在北坡爬坡……到山顶的时候，我们不会跟对方“拼刺刀”，我们会拥抱对方，为人类信息化服务的胜利大会师。
5
美国为什么会“怕”华为？
主要是因为美国越来越了解华为，台面下的就不说了，光从思科那时候，美国对华为的研究、警惕、防范就没有停止过。
因为美国是资本市场，资本天然追求短期、快速的利润回报，这必然会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和长期竞争力。而华为是一个非常自我克制的公司，它完全由公司的奋斗者所有，而不是被资本所主导。
这才是矛盾的根源，话说美国哪个大企业背后不是股东、资本的意志和利益？攻击华为恰好是证明它们的恐惧。
所以，根本性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任正非和华为也做了长期斗争的准备，“我们要敢于超越美国公司，最多就是输，华为已做出这么大贡献了，垮了也无怨无悔”，只有敢于胜利，才能取得胜利，其实华为内部的士气是很高的，危机消灭了怠惰，组织变得更有活力。
最近又传出“限制华为芯片全球供应链”的消息，华为加大研发努力“补洞”的行为还要继续很长时间。2020年是华为公司最艰难的一年，也是检验供应连续性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之年，徐直军表示，“面对未来更趋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唯有持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聚焦为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开放创新，才能抓住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历史机遇，实现持续稳健的发展。”
对于美国的行动，任正非一直是客观冷静的，去年时候任正非就强调，华为更多研究在这种条件下自己如何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改变不了世界规则，也改不了外部环境，但是可以改变自己能够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机制。自己取得胜利就行了，改变机制、改变社会环境是极其艰难的”。
“军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取得胜利”，华为到了提枪跨马上战场的时候。
在此，我们也要祝福华为取得最后的胜利。任重道远，中国企业在深思之余，也要努力奋斗才行啊。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sokankan.com/article/27956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