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需求同一,人人都是一个样,谁若感觉不同,谁就进疯人院。
你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 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
当一个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开始思考他脚下的世界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罗马人了。他在拥入罗马的大批外国人中迷失了他自己,并在来自世界性的艺术、崇拜和道德的狂欢节中堕落。
现代历史艺术家不断在他眼前展开一幅世界全景图,他变成了一个浮躁的、一知半解的参观者,以至于即便是伟大的战争和革命对他也只能有片刻的影响。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就已经变成了千万份印刷品。
道德把人类驯化成了温顺的家畜。
较为相同,较为普遍的人,一向总是占有优势;较为杰出的、较为高雅的、较为独特的和难于理解的人,则往往孑然独立;他们常常在孤独中死于偶然事件,很少能繁衍下去。
一个希望在一瞬间理解所有东西的人,本应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这样的人,只有在席勒关于“有理性的人之理性”的警句的意义之上,才能被称为是聪明人。
有某样东西,小孩能看见,他却看不见,小孩能听见,他却听不见。这种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因为成人不能理解这种东西,所以说他的理解力比小孩的理解力还要幼稚,比简单本身还要简单。
历史对本能的遗弃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没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博学之士、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政治家。
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适于生活的世界,接受了各种体线面,因与果,动与静,形式与内涵。若是没有这些可信之物,则无人能坚持活下去!不过,那些东西并未经过验证。生活不是论据;生存条件也许原本就有错误。
人们还从没有如此大声地谈起“自由个性”,我们却已看不到个性了(更别提自由个性),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人,他们焦躁地把衣领拉过耳朵。个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处去了,从外面再也看不见它,这使人怀疑无果之因是否可能。
在这样一个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时代,哲学这门最诚挚的科学、这个神圣的赤裸的女神必须生存于多么不自然、多么虚伪而毫无价值的环境之中!
没有人敢于彻底践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那种一心一意的刚强信仰哲学地生活。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宣誓忠于斯多葛,就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行为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的现代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学术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
谁的思想过于丰富,谁就宁愿把自己变愚蠢。
成熟不过是个性被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圆滑了。
人们的懒散更胜过于他们的胆小。而他们所最惧怕的是任何无条件的诚实和坦白所可能给予他们的烦恼。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群众;哪里有群众,哪里就需要奴性;哪里有奴性,哪里就少有独立的个人;而且,这少有的个人还具备反对个体的群体直觉和良知呢。
平淡的生活,往往是最危险的。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绝不能把不平等者拉平。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达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对它再有什么影响了。
人在哪里看不到意义,人就会否定意义。
人要怎样才能认识自己?
一个看过许多国家、民族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旅行家,若有人问他,他在各处发现人们具有什么相同的特征,他或许会回答∶他们有懒惰的倾向。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他说他们全是怯懦的,他就说得更正确也更符合事实了。
他们躲藏在习俗和舆论背后。从根本上说,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把如此极其纷繁的许多元素又凑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像他现在所是的个体。他明白这一点,可是他把它像亏心事一样地隐瞒着——为什么呢?因为惧怕邻人,邻人要维护习俗,用习俗包裹自己。
然而,是什么东西迫使一个人惧怕邻人,随大流地思考和行动,而不是快快乐乐地做他自己呢?在少数人也许是羞愧。在大多数人则是贪图安逸,惰性,一句话,便是那位旅行家所谈到的懒惰的倾向。
这位旅行家言之有理:人们的懒惰甚于怯懦,他们恰恰最惧怕绝对的真诚和坦白可能加于他们的负担。唯有艺术家痛恨这样草率地因袭俗套,人云亦云,而能揭示每个人的那个秘密和那件亏心事,揭示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这样一个命题,他们敢于向我们指出,每个人直到他每块肌肉的运动都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而且,只要这样严格地贯彻他的唯一性,他就是美而可观的,就像大自然的每个作品一样新奇而令人难以置信,绝对不会使人厌倦。
当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蔑视人类时,他是在蔑视他们的懒惰: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显得如同工厂的产品,千篇一律,不配来往和垂教。不想沦为芸芸众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便是对自己不再懒散;他应听从他的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
每个年轻的心灵日日夜夜都听见这个呼唤,并且为之战栗;因为当它念及自己真正的解放时,它便隐约感觉到了其万古不移的幸福准则。
只要它仍套着舆论和怯懦的枷锁,就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帮助它获得这种幸福。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解放,人生会是多么绝望和无聊啊!大自然中再也没有比那种人更空虚、更野蛮的造物了,这种人逃避自己的天赋,同时却朝四面八方贪婪地窥伺。
结果,我们甚至不再能攻击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他完全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空壳,一件鼓起来的着色的烂衣服,一个镶了边的幻影,它丝毫不能叫人害怕,也肯定不能引起同情。如果我们有权说懒惰杀害了时间,那么,对于一个把其幸福建立在公众舆论亦即个人懒惰的基础上的时代,我们就必须认真地担忧这样一段时间真正是被杀害了,我是说,它被从生命真正解放的历史中勾销了。
后代必须怀着怎样巨大的厌恶来对付这个时代的遗产,彼时从事统治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徒具人形的舆论;所以,在某一遥远的后代看来,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是历史上最非人的时期,因而是最模糊、最陌生的时期。
我走在我们许多城市新建的街道上,望着信奉公众意见的这一代人为自己建造的所有这些面目可憎的房屋,不禁思忖,百年之后它们将会怎样地荡然无存,而这些房屋的建造者们的意见也将会怎样地随之倾覆。
与此相反,所有那些感觉自己不是这时代的公民的人该是怎样地充满希望,因为他们倘若是的话,他们就会一同致力于杀害他们的时代,并和他们的时代同归于尽——然而,他们宁愿唤醒时代,以求今生能够活下去。
可是,就算未来不给我们以任何希望吧——我们奇特的存在正是在这个当下最强烈地激励着我们,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法则生活。
激励我们的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我们恰恰生活在今天,并且需要无限的时间才得以产生,我们除了稍纵即逝的今天之外别无所有,必须就在这个时间内表明我们为何恰恰产生于今天。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必须自己向自己负起责任,因此,我们也要充当这个人生的真正舵手,不让我们的生存等同于一个盲目的偶然。
我们对待它应当敢作敢当,勇于冒险,尤其是因为,无论情况是最坏还是最好,我们反正会失去它。为什么要执著于这一块土地,这一种职业?为什么要顺从邻人的意见呢?恪守几百里外人们便不再当一回事的观点,这未免太小城镇气了。
东方和西方不过是别人在我们眼前画的粉笔线,其用意是要愚弄我们的怯懦之心。年轻的心灵如此自语:我要为了获得自由而进行试验;而这时种种阻碍便随之而来了:两个民族之间偶然地互相仇恨和交战,或者两个地区之间横隔着大洋,或者身边有一种数千年前并不存在的宗教被倡导着。它对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你自己。
谁也不能为你建造一座你必须踏着它渡过生命之河的桥,除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这么做。尽管有无数肯载你渡河的马、桥和半神,但必须以你自己为代价,你将抵押和丧失你自己。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除你之外无人能走。它通往何方?不要问,走便是了。
“当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路还会把他引向何方的时候,他已经攀登得比任何时候更高了。”说出这个真理的那个人是谁呢?
然而,我们怎样找回自己呢?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他是一个幽暗的被遮蔽的东西。如果说兔子有七张皮,那么,人即使脱去了七十乘七张皮,仍然不能说:“这就是真正的你了,这不再是外壳了。”而且,如此挖掘自己,用最直接的方式强行下到他的本质的矿井里去,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危险的做法。这时他如此容易使自己受伤,以至于无医可治。
更何况倘若舍弃了我们的本质的一切证据,我们的友谊和敌对,我们的注视和握手,我们的记忆和遗忘,我们的书籍和笔迹,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不过,为了举行最重要的审问,尚有一个方法。年轻的心灵在回顾生活时不妨自问:迄今为止你真正爱过什么?
什么东西曾使得你的灵魂振奋?什么东西占据过它同时又赐福予它?你不妨给自己列举这一系列受珍爱的对象,而通过其特性和顺序,它们也许就向你显示了一种法则,你的真正自我的基本法则。不妨比较一下这些对象,看一看它们如何互相补充、扩展、超越、神化,它们如何组成一个阶梯,使你迄今得以朝你自己一步步攀登。
因为你的真正的本质并非深藏在你里面,而是无比地高于你,至少高于你一向看作你的自我的那种东西。你的真正的教育家和塑造家向你透露,什么是你的本质的真正的原初意义和主要原料,那是某种不可教育、不可塑造之物,但肯定也是难以被触及、束缚、瘫痪的东西:除了做你的解放者之外,你的教育家别无所能。
这是一切塑造的秘诀:它并不出借人造的假肢,蜡制的鼻子,戴眼镜的眼睛——毋宁说,唯有教育的效颦者才会提供这些礼物。
而教育则是解放,是扫除一切杂草、废品和企图损害作物嫩芽的害虫,是光和热的施放,是夜雨充满爱意的降临,它是对大自然的模仿和礼拜,在这里大自然被理解为母性而慈悲的;它又是对大自然的完成,因为它预防了大自然的残酷不仁的爆发,并且化害为利,也因为它给大自然那后母般的态度和可悲的不可理喻的表现罩上了一层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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