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华人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外国人，所以对他们的政策就该和其他外籍人士是一样的。外籍人士在此时入境其实是存在巨大风险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是SARS的10~20倍，重症率为10~20%，目前国内外的普遍死亡率为2~3%，作为重灾区的意大利已超过7%。我们从年前直到现在让全国14亿同胞几乎是以集体趴窝的形式才把国内疫情遏制住，而此时如果大量外籍人士涌入境内无疑将增大我国的防疫压力。如果在涌入的外籍人士中出现一例确诊病例就会使目前已趋于好转的国内疫情形势增加额外的风险，也会增加我国医护人员的负担。
外籍人士为什么要在这时来到中国呢？疫情期间的人员流动遵循的是从高发地区向平稳地区扩散的规律。毕竟高发地区各种资源都很紧张，交叉感染也特别厉害。现在中国疫情形势日渐趋缓，而海外疫情形势愈演愈烈，所以不排除会有疫情高发国家的人涌入中国。同时目前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免费治疗新冠肺炎的，因为这既需要强大的财力做背书，更需要政府有勇于担当的精神。选择一个不花钱或花钱少的国家躲避疫情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有些国家的人因为国内疫情高发或因为治疗费用高昂而来到中国就属于典型的躲疫情现象。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包括华人华裔在内的外籍人士此时来中国都是为躲避疫情。可能有些外籍人士本来就在中国务工求学，那么这些人来中国其实就和我国在外公务人员一样其实是为了生活。无论是不是来躲疫情的，但这种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本身就增加了疫情传播扩散的潜在风险。目前我国对境外疫情国家（地区）实施的是分类防控：按高风险、较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等标准对海外国家进行分类防控。对风险较高的国家直接采取限制入境政策；尽管对中低风险国家没直接限制入境，但从这些国家来的人也必须按我国相关的防控政策进行隔离观察。
那么如果来到中国的外籍人士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如何治疗呢？目前中国官方已就这些相关费用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说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按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规定报销以后再实施财政补助，个人不需要负担相关费用；未参加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者如在我国交纳了商业保险，那么就由他参保的保险公司按商业报销规定进行报销；既未参与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又没在我国交纳商业保险的由个人负担相关费用；经认定的困难人员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传染病防治法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予以医疗救助。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逐条解释这一系列相关规定。
事实上目前入境中国的不只有外国人，同样也有我国在外务工留学的人员。这些人在国籍是中国公民，然而他们的确是从境外回来的，也就是说客观上存在把境外病毒带入国内的风险，所以他们也必须按国内的防控标准进行隔离，而一旦被确诊也会涉及相关的治疗费用。当然由于他们本身是中国公民，那么在依法纳税且参与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前提下他们是可以享受免费隔离的待遇，如果他们在隔离期间发病也是可以享受免费治疗的。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只适用于参与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中国公民，而包括已入籍外国的华人华裔在内的所有外籍人士均不享受这一待遇。
未参加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外籍人士中有的人可能在我国交纳了商业保险，那么就由他参保的保险公司按商业报销规定进行报销。由于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所以具体的报销额度由他们与参保公司达成的协议为准。报销后如果仍有一部分差额，那么自然由他们自行承担。如果既未参与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又没在我国交纳商业保险，那么毫无疑问应该自行承担所有相关费用。如果我国不确立外籍人员自费的原则，那么势必造成非免费国家的人员大量涌入我国的现象。这样不仅会加大我国的财政负担和医疗资源负担，更严重的是存在导致输入性病例暴增的风险。
外籍华人既然在本质上是外国人，那么对他们的救治其实与对外援助也就并无差异，因为都是为外国公民提供治疗嘛。长期以来我国对非洲提供着经济、维和、医疗等多方面的援助，然而非洲依然天天有人饿死、病死，那么难道要我们所有中国人放弃自己的生活去倾其所有援助非洲人民吗？我承认那些死去的非洲人民很可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他们的同情需要以放弃我自己的生活为代价。中国不会回避自己作为国际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承担的道义担当，但我们不可能要求自己的国民以牺牲自己的生活为代价去援助别人。要求中国救治全世界的患者就像要求中国应该倾其所有确保非洲不饿死人一样是典型的道德绑架。
疫情期间我国的农业、制造业、金融股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事实上我们普通百姓的日常收入也受到了影响。一部分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已然破产，可能现在有些人正在忙着重新找工作。我国的宏观经济受这次疫情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我们国内对新冠肺炎患者实行的是免费治疗，另一方面疫情期间我们的国内产业和对外贸易都受到了一定打击。所以一方面刚性的医疗开支没法省，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却在减少。我们不妨先看看目前我们国内治疗一个新冠肺炎患者需要花费多大的成本。《人民日报》曾报道：30岁的聂佳住院33天后治愈出院，直到出院时他也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
聂佳自己声称：刚住院时他交了5000元，住院第4天显示已欠费1000多，但医院没让他继续缴费。这是因为国家已出台对新冠肺炎患者免费治疗的政策。聂佳出院时医院把他一开始垫付的5000元返还给了他。聂佳一开始垫付了5000元，住院第4天已欠费1000多元，也就是说在4天内用于他的治疗开支是6000多元，平均每天开支1500多元，那么他住院33天的治疗费用累计在5万元左右。当然随着医院方面对新冠病毒了解的深入不排除后来加大了治疗力度的可能性，那么实际费用将远远不止于5万元。这还是一般的普通轻症患者，那么重症患者的治疗费用是多少呢？
3月15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乳腺外科杨青峰医生在他的微博中计算出一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医药费用约为112.9万元。据杨青峰医生介绍：治疗费用如此之高是由于用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普通患者治疗费用不会有这么高。一般使用一次ECMO约需要10万元，但这样的患者一般都在ICU治疗，国内大多数ICU的费用每天数千至2万元。如果病程长，那么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当然杨青峰医生也强调上百万的治疗费用只是个案，主要是由于使用了ECMO的原因。目前国内治疗一个新冠肺炎患者的费用由于病症轻重的不同从数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目前浙江、甘肃、北京等地已累计确诊238例境外输入病例。如果我们放任境外输入病例的增长无疑将进一步加大我们的财政负担。钱花了好歹能挣回来，然而比财政负担更严重的问题是境外病例的输入会增加一线工作人员的负担：迄今为止已有近30名医务工作者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因感染病毒身亡，算上在工作期间突发其他疾病的、遭遇意外事故而牺牲的医务、公安、社区、物流等各领域的一线工作人员已有三百余位。在一线人员已高度疲惫的状态下我们还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吗？在境外病例的输入得不到遏制的情况下家长朋友们能放心送孩子上学吗？那么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究竟何时才能恢复呢？这日子到底还能不能过啊？
如果我们不确立外籍人士自行承担治疗费用的原则，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在变相鼓励外国人都来蹭免费治疗的福利，那么我们的财政体系就必须为此承担一笔相当大的开支，我们的医护人员就必须在已相当辛苦的状态下继续承担高负荷的劳作，我们就必须继续为境外病例的输入而担惊受怕。现在规矩是立起来了，那么碰到不守规矩的外籍人士如何处理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来的人是否之前就已出现症状乃至已确诊。如果是在出现症状乃至已确诊后飞来我国的，那么首先最重要还不是治疗费用的问题，而是说这本身就已是触犯我国刑法的行为，针对这种行为是一定要立案调查并予以惩处的。像那位吃退烧药隐瞒病情的美籍华人对我国防疫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是单纯用钱能衡量的，我们一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如果在实现不知情的状态下进入我国境内并被确诊，那么就会涉及到相关的治疗费用了。如果碰到胡搅蛮缠的外籍人士死乞白赖哭穷怎么办？事实上现在能到中国来的外籍人士十个当中有九个是不差钱的，因为你要知道在目前的疫情形势下很多班机处于停飞状态，现在飞中国的机票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当然相比某些国家高额的治疗费用而言：也许会有一部分愿意承担这笔机票钱，但这至少证实他们其实是有钱的。况且即使他们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也完全可以向他们国家的大使馆索要相关费用。如果来的老外本身就在中国务工就更方便了：给不起钱没关系，咱们先给你治病，但你得打欠条，今后我们每个月从你工资里扣。
所以即使就算真有入境中国的外国人拿不出钱这种情况其实也有很多种解决办法。如果真有人敢赖账，那么我们就像对付国内的老赖一样把他列入黑名单，让他今后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这样他就将被限制高额消费，也不能乘坐高铁、飞机。这也意味着真到了那一步他在没付清钱之前想跑都没法跑，除非他跳到海里游回去。如果这个老外在中国有企业、有房产就更好办了——直接扣押其财产用来抵扣治疗费用。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手段，那么恐怕外籍人士还是不愿当老赖的。由此可见外籍人士要明着抗拒自费原则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会以中国曾免费医治过外籍人士为由要求所谓的“一视同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疫情期间中国的确曾免费医治过一部分外籍人士，但这是针对疫情期间滞留在我国境内的外籍人士，现在入境中国的外籍人士以此为由要求免费治疗是毫无道理的。疫情期间一部分外籍人士滞留我国境内，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公民也因故滞留海外。由于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所以各国普遍形成了就近治疗的原则：滞留人员一律在滞留国家就近接受治疗。中国在疫情期间对滞留的外籍人士实行和本国公民一体救助的原则，然而现在入境中国的外籍人士却是在中国疫情形势逐渐好转之时客观上增加了境外输入的风险，所以入境人员要求和滞留人员享受同样的待遇是毫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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