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1402年，正是一年盛夏之时，高悬于空的烈日，在一片直冲云霄的烈火与黑烟中，显得格外刺眼。

大火渐渐熄灭，一具面目全非的焦尸成为现在的燕王（朱棣），马上上位的永乐帝一生的"心结"，唯有《明史》一句：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踪。" 以为结果。

史称"靖难之役"（夺位）的"家务事"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就是为巩固其"正统"地位的长期"清洗"活动了，而这被"洗"的万余人中，最悲惨，或者说最悲壮的"建文旧臣"，恐怕要数鼎鼎大名的"读书人的种子"——方孝孺！

后世，对方孝孺的看法，不外乎两种：

一种为赞其文人风骨；

另一种则毁誉参半地认为其"愚忠"或者可以叫"没人性"（单其牵连的"十族"被杀就高达八百余人。）

但在这里，笔者想换个位，换成永乐帝的角度，以明朝治国方针的"对峙"，去说说为何"必须"对方孝孺施以"诛十族"以对“天下人”震慑。

没错，笔者认为，方孝孺以及其"十族"。

不单单是因为表面上的原因：没为永乐帝撰写继位诏书表示臣服而"必须死"；

或许也不是看起来更有"悲壮色彩"的：因为方孝孺本身具有的文人的气节而"必须死"；

以及也不是为了"臣子本分"：不辜负建文帝而尽忠而"必须死"。

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还要从明朝自洪武帝（朱元璋）建国起，开始实施的治国方针——"法治"与期间始终阻扰"法治"的文人士族们所期望的"德治"（也可称为"礼"治）的天然对峙（矛盾）寻找。

01"杀戮"— 既为性格使然，也为强化皇权

在历史上，洪武、永乐是并称的，准确来说，明朝初期的国家体制正是由这两代皇帝共同确立的。

因为其共同的"愿望"或者说"法治"的治国方针，所以，不管是在洪武帝在位期间杀戮的十万余人，以及永乐帝在"靖难之役"时杀戮的万余人，皆不单单源于父子一脉相承的残忍与猜忌造成的"血流成河"，更是为了在明朝初期的"不安定"中强化皇权（统治）的必要手段。

笔者如此说，并不是冷血，也不是为其辩护，而是作为后世人，在后续对明朝历史进程的影响"总结"而来，继元末的战乱后，新建立的明朝，在洪武帝看来，是必须以"法治"为治国方针的，而不是"德治"。

也正是因为作为历朝历代唯一一位平民皇帝的身份，带给洪武帝的恰恰正是"底层百姓"的想法，成长的经历及多年来的征伐，造就了一个或许"真正"明白如何治理当前国家现状的皇帝。

02 为何"法治"，而非"德治"

元朝立国后，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不能否认这段时间是天下大治的，但此后由于忽必烈的逝去，尚未建立起国家统一的元朝，开始为"蒙古治"（上都派）还是"汉治"（大都派）开始长达数十年的内乱。

尤以天历元年（1328年）的两派内乱使其都城所在瞬间化为战场，最为激烈，最后两派的内乱自上而下开始遍及整个社会，本就饱受官吏、地主无尽剥削的下层百姓，更是"可悲"地遇上连年"缠绵"不断的天灾，水灾、旱灾、蝗灾轮流袭来，苦不堪言之下的广大百姓只有沦为流民。

最后由至正四年（1344年）的黄河决堤，及灾后必然的瘟疫的灾难而达到顶峰，反抗的起义就是此时百姓们的必然选择。

元末的起义很"特别"，起义军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正常"的起义军，如方国珍、张士诚等，本身的"目标"仅仅是以自身利益为主，趁着社会动荡迅速崛起的叛乱者，目的很简单，就是"钱"，他们没有一统天下的志向，仅仅只是想要发"战争财"而已，这和其在此期间居然因为"钱"，毫不犹豫和元朝合作，为其提供粮食就可见一斑；

而另一类，就是以朱元璋最初所投奔的"白莲教"（或成为"明教"）这种带有"宗教色彩"而不是仅仅只带有"神"的特色（其实历来起义，大多都以"神迹"为缘由），更多的还是其本身的"宗教"所提供的天然蛊惑性的"红巾军"。

所以，此时的起义，不单单只是希望推翻暴政，过上"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大量被"蛊惑"的教徒们，是希望"真的"有一位"神"（弥勒佛）来普度众生的。

这就是为何朱元璋上台建立明朝之后，不以"德治"，而必须以"法治"为治国方针的潜在原因，作为曾经为其一员，后利用其"信仰"而成功上位的帝王，或许从一开始就深知"宗教"的力量是多么可怕！

不以"法治"，强力"赶尽杀绝"这股力量的话，那么反之在"德治"的保护之下，这股力量必将动摇这个国家的统治。（其实可以对比被教皇统治的欧洲时期，"教"的可怕。）

当然，很多时候过犹不及，一位成长与草莽之中，当过乞丐，做过和尚的皇帝，即使一朝逆袭为天子，在他的内心深处依旧摆脱不了的还是自卑，在那些年的"凝视深渊"中，也被"深渊所凝视"，自然物极必反之下，残忍、猜疑的性格就暴露无遗，持续整个在位期间的"大屠杀"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而此后，其继承者永乐帝，虽一开始是被建文一系列"削藩"的行为，而感受到生命威胁而开始的"反抗"，而造成的"靖难之役"，但随之而来的"大清洗"，却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其"正统"性，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维护自洪武帝开始"法治"的治国方针。

何为"法治"的治国方针？

说起"法治"，其根本的"内涵"，就是从儒家思想中引申出来的"外儒内法"的表现形式，最重要的就是以伦理秩序为依据来作为巩固明朝的政治体制，即"君—臣—民"的森严等级秩序的整肃（君王专制）。

这就是洪武帝所秉持，且想一直贯彻下去针对明朝的"法治"治国方针。

03 建文帝的"悖逆"

以上，之所以"啰嗦"诸多前因，还是想要以充分依据，来阐述"后果"——必须对方孝孺"诛十族"的根本原因。

正如前面所讲，建文帝在位时，不但是性格使然，建文除了天生的性格就具有的软弱、优柔寡断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其自小受"正统"儒学的熏陶，从而产生了真正以"仁"（德）为核心的"德治"的治国思想。

所以其上位之后，以"德治"为治国方针的一系列关于"复古"、"复礼"的理想改革措施就自然"悖逆"了洪武帝的以"法治"为治国方针。

且不说短短数十年的治理，明朝尚不算真正稳固了"江山"，就算真的稳固了，这种不能贯彻始终的，且相悖的"德治"治国方针的实施，就像从天而降的一块"蜜糖"，对百姓而言"吃"起来"美味"，但于明朝所希望的"长久"的统治而言，却是"砒霜"。

就像是好不容易平地而起的"高楼"，在即将要成功之时，被全部推翻，而改成另外一种"新"的方式起高楼，看似平地起一开始会非常容易，但却忽略了之前的"高楼"已经即将成功，何况，新的"建筑师"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理想主义"书生"。

最"可怕"的是，"书生"还不止一位，是三位，准确地说是两派：

一派是黄子澄和齐泰，主要负责的方向是"削藩事务"（简称“削藩”）；

而一派是方孝孺，负责的是"官制改革"。

正是这三位主持的两派负责的"事务"，加上一位"柔弱仁孝"的建文帝，才导致了日后"建文朝"的灭亡。

为什么这么说（“书生”亡“朝”）？

这首先要从三人的背景及"削藩"和"官制改革"性质的不同来分析：

1. 背景：

先简单说黄子澄，他是洪武十八年科举会试的首名，受洪武帝赏识而伴读东宫，深受建文帝信任；

齐泰与黄子澄乃同科进士，但在洪武帝晚年时才被重用，任命为兵部尚书，但实则本人才气逼人，但军事才能却极为平庸；

重点说方孝孺，他是"浙东学派"新一代"首领"（前"首领"之一宋濂的弟子），其在洪武时期曾两次被举荐入京，却因"政见"不同（主要反对"法治"的治国方针），洪武帝虽欣赏其学识，但出于不想"自找麻烦"，而让其一直委以闲职，最后被"留"给了建文帝。

2. "削藩"和"官制改革"的性质：

历来的研究，"削藩"和"官制改革"都被归为"建文德治"里"书生决策"（三人皆为"书生"）的同一性质的实施内容。

笔者认为，仔细研究其本质（理想） ，这两者却是不同的。

这要从"阵营"说起。

或许是出于同为同科出身，以及同朝为官，黄子澄与齐泰在朝多年经营，建文继位，可谓大权在握，正欲大施"抱负"之际，不料建文帝因为尊"遗训"，而把方孝孺这位名望极大的大儒调入京来，大有欲与二位"分庭抗礼"的架势。（实则，却是两派因为各自想要实现的"抱负"不同，所以难以融合，甚至隐隐敌对。）

当然，事实证明了，后来"削藩"和"官制改革"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就是最好证明。

首先，"削藩"其实应该归于"法治"，是当时建文政权为了巩固统治（生存）而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据《明实录》记载，早在建文被封为皇太孙之时，因为"辈分"问题，他已经感觉到"长辈们"的"不法"之心了（这段记载虽不能断真伪，但也能侧面佐证"仁孝"的建文何以"狠心"削藩）。

而后这两位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天真的以为"君君臣臣"真能"天然"地约束（威胁）各地藩王的行为（道德），就想要雷厉风行（"近身肉搏"）地一次性快速解决藩王分封制的隐患，巩固建文的统治，却没有认识到建文政权自身根本尚未稳固，单以"武力"（道德），就想要胳膊拧大腿，最终只能是落得个仓皇溃散的下场。

其次是"官制改革"（儒家“复礼”的延伸），这才是永乐帝把方孝孺"诛十族"以做震慑"天下"（朝臣）的根本原因。

不过说原因之前，笔者想先普及一下何为"浙东学派"，以及方孝孺作为"浙东学派"的新一代"首领"积极与建文朝"官制改革"，及后来宁死不从永乐帝的真正本因。

"浙东学派"：它指的是以金华为中心，在浙江省东部一带发展起来的朱子学派。

首代（或者说上一代）"浙东学派"，其实积极参与到元末动荡时期辅助当地官员的"改革"，后朱元璋"特地"拉拢之下，对元朝失去信心的浙东学人，开始渴望从"新的统治者"身上施展抱负。（"浙东学派"的思想理念大致可以归为"经世致用"。）

当然，后来其中突出者，刘基和宋濂的"抱负"（理想）确实得到施展，刘基为首席军师，辅助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朝，而宋濂则负责皇子们的教育，及"新朝"的礼仪制度等。

但是，事实上，洪武帝做的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好"，不但建立了弹所"想要"的中央集权制，还远远超过，准确来说是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因此，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施展理想的快感"，而且被卷入了"杀戮"的政治旋涡之中，最后几乎全部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而方孝孺作为宋濂的弟子，可以说是这一代"浙东学派"的"首领"，却经历"两荐两闲"的起伏，终于在洪武帝离世之后看到了"希望"，如何不"欣喜若狂"地准备大干一番，（归其缘由，还有一点，建文帝重用三人，正好象征"南人"重回政治中心。）

说回"官制改革"的性质，这项政策更像是"德治"方针下的"复古"，方孝孺自比周公，想要重现儒家所推崇的上古盛世，所以试图"复古"《周礼》，来对"官制改革"。

而随之而来的，不仅于此，"配合"实施还有多项诸如：减轻刑罚、减免赋税、大赦天下等等"爱护"民生的政策。

但这么一来，洪武时期一直以来实行的"法治"方针，就被其完全"悖逆"了，严重地说法，可以说这些政策的颁布，相当于"打脸"（批判）洪武帝。

"理想"是美好的，"德治，养民"也是"正确"的，但是此刻种种政策以"实效"性来说，却是"书生意气"的空想主义的美好愿望而已，不但违背"常理"，且与现实深深脱节，只是一拍脑袋的想法，更本没法"实用"，反而是个麻烦。最重要的是，时间太短，从一个"极端"要一下到另一个"极端"去，可不是简简单单地颁布一些"好"的政策就行的。

所以，归根到底，"削藩"为强化皇权实行的"法治"方针，而"官制改革"却是修养生民的"德治"方针，本来要是两者强强合作（平衡），绝对是既巩固专制皇权，又"得民心"的"好事"，但实施者两派天然地相互"排挤"，就造成了这两种政策的矛盾（对立）。

相互拉扯之下，一派积极"法治削藩"以保皇权，一派积极"德治"，试图重现上古盛世，于是在一片战火纷飞中，各自为政，最终"身首异地"。

04 永乐帝的"顺应"与方孝孺"十族"的必死

关于"靖难之役"（反过来的立场可称为"壬午之难"）的过程，"正史"上站在永乐帝的角度看，皆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建文帝"削藩"想要至其死地，于是被逼无奈的永乐帝才会发动"靖难之役"以"清君侧"。反之，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怎么看这都是一场血腥夺位的反叛。

其经过，暂且按下不表，失败原因，暂且不论，毕竟"正史"与"野史"，以及民间话本各有各的真假，目前来说，总之还是结果一致，就是永乐帝最终夺位成功。

归到此处，笔者最终想汇集"前因"，以求阐述的还是这个夺位之后的"后果"。

建文四年六月三十日，南京陷落，燕王入主城内，开始"清洗"群臣，为"靖难之役"画上句号。

城内官员或临阵脱逃的；

或为建文帝殉节的；

或抢先投降的；

或未变节却遭逮捕，最后被处刑的，大致分为四类，既然是"靖君之难"，当然就有"奸臣"，于是燕王发布"奸臣榜"，捉"恶首"。

如黄子澄、齐泰这两位主"削藩"的"恶首"，当然是立刻登位的永乐帝的"肉中刺"，于是"削人彘"，残杀，阖族不分老幼一律斩首，女眷充教坊司，妻族流放等，才解心头之恨。

最后，只"剩下"方孝孺这位连己方军师姚广孝都"力保"的"读书人种子"还为处理。

现在，很多人的看法大致认为，其实永乐帝还是很希望方孝孺这位"浙东学派"的当代"首领"，及天下读书人的楷模"归降"的，毕竟按照当时的局势看，只要方孝孺"承认"永乐帝的"正统"，那么获得天下读书人对永乐政权的支持，就易如反掌了。

但是，或许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身为"浙东学派"的当代"首领"，且视儒家朱子学派"德治"方针为最终理想的方孝孺，其本身不管是"身份"的桎梏，还是本人对实现心中理想的美好愿景来说，从奉诏进京的那一刻起，从南京陷落的那一天起，他就注定只有死路一条。

诚如上述笔者大量篇幅阐述的"前因"之说，就是为了此刻概括方孝孺"十族"必死的"后果"，此刻的方孝孺代表的，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天下读书人"，以及"浙东学派"（其一贯坚持"正统论"，天然与反叛夺位的燕王"不合"。）为首的"南人"（南方士族等），还代表了一种以"德治"为治国方针的政治理念。

所以，归根到底，永乐帝是想用方孝孺"十族"八百余人的性命，去震慑天下所有反对"法治"的治国方针，或者说不满"法治"，阻碍强化君主专制的"所有人"！

而实际上，或许于方孝孺而言，什么文人气节，什么亲人性命，什么为主殉节，或许通通都是"附加"，他真正在意还是自己的理想"德治"从今往后再也没有施展的"空间"了，前一刻还意气风发，想辅佐建文重现上古盛世的风采，后一刻却被狠狠地打落尘埃，理想的瞬间破灭，让他再也没有了"活着"的必要（或希望）。

最后想做的，或许只有用凄惨无比血淋淋的"教训"，为后世陈"法治"之危害以"警钟"。

结束语：

在这里，笔者仅以个人己见，试图从明朝治国方针前世今生的"对峙"来论一论，永乐帝为何必须诛方孝孺"十族"。

也对方孝孺不惜被诛十族而慷慨赴死的"决心"，做了一种"另类"的阐述。

或许，正如笔者的看法，方孝孺就是"法治"政权与"德治"政权相互倾轧之下的牺牲品，正是永乐帝为了证明与洪武时期一脉相承的"法治"治国，才是最好的治国方针，所推出来震慑天下人的牺牲品。

文：长了鹿角的兔子（打破固有概念，站在对面，理性观察）

图：网络，侵删

参考：《明实录》、《建文实录》、《明史》、《太祖实录》、《奉天靖难记》、《永乐帝》、《建文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