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多年里，清朝科举共取进士26846人，只有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首的曾国藩被后世称为半个圣人。
曾国藩（1811/11/26~1872/3/12），22岁中秀才，28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十年内连升十级，官至二品，而古代读书人孜孜以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被他一一实现。毛主席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的一生，有很多重要的转折，而奠定一切的基础是他的治学之路。
家庭教育--聪明人下笨功夫
相比于其他进士，曾国藩的起点实在算不上好。曾氏虽宗四大圣人之一的曾子作为始祖，但几千年来枝开叶散，后人早就出现云泥之别。曾国藩这支湖南湘乡曾氏世代务农，他父亲是几百年来家族中的第一位秀才，还是43岁才中的。
他的祖父曾星冈（1774~1849）继承了他的曾祖父竟希公（1743~1817）积攒下的殷实家产，带着雇工经营着一百多亩水田和多处山林、屋宇，让十几口之家实现仓廪实、衣食足，于是有了改换门庭的条件和意愿。作为长子的曾父曾竹亭被给予厚望，可连考连败。年纪渐长还仅是个童生，于是在家中开办私塾“利望斋”，教十几位小朋友补贴家用，兼顾自己读书再战。6岁的曾国藩入塾，从童年到少年时期，跟随父亲潜心攻读。
书院时光--得遇名师，苦学加巧学
看着曾国藩展露头角，曾家上下又高兴又有些忧愁，高兴的是曾国藩的才华让全家人看到改换门庭的希望，忧愁的是长子要离家远行，进行深造才能有光明之路。
于是曾国藩来到湘乡县城的涟滨书院读书，师从山长刘元堂先生。刘先生不仅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同时身体力行地把王夫之、顾炎武提出的，学习要“经世致用”的思想传播给每位学子，这对年轻的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
刻苦，执着，坚韧不拔，在涟滨书院的求学时光，曾国藩用苦读、思索、领悟重复践行着这些品质。22岁时再次下场，考中秀才，而他父亲在应考17次后，先他一年考中，终于跨入秀才行列。
1834年，曾国藩告别家人前往长沙，进入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学习，开启另一番崭新时光。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岳麓书院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朱熹在长沙任职时曾来此讲学。曾国藩入仕后宗程朱理学，与岳麓书院推崇理学的影响无不关系。
他在岳麓书院期间，恰逢执掌书院27年之久的欧阳厚均（1766~1846）任山长。这位嘉庆四年的第7名进士，从小绝顶聪明，曾是岳麓书院的优秀学生，入仕后任户部主事和浙江道监察御史等职，做京官十年后厌恶官场，隐归还乡。52岁起任岳麓书院山长，27年间弟子三千余人，多次受到清廷嘉奖。
在这样一位道德、学问皆为楷模的师长身边，曾国藩的眼界、见识、心胸前所未有地提升拓宽。欧阳厚均也极为赏识他的制艺文章和诗词作品所显露的才华抱负，不仅严格督导学业，同时言传身教学习方法。
“一要珍惜时光；二要专心致志；三要循序渐进；四要持之以恒。”这些好似老生常谈的治学方法和态度，不仅一直被曾国藩严格遵守，还以此督促自己的四位弟弟学习。
在科举考试之外，欧阳厚均希望众位学子能留心“有体有用之学，不徒在区区文艺之末也。”希望大家能“出为良臣，处为良士”。他谆谆教导对曾国藩产生深远影响，为他日后形成自己哲学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孜孜不倦的学习习惯让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如鱼得水，“好读书”为他在学子间扬名，而岳麓书院丰富的藏书，又成为他汲取养分丰富源泉。曾国藩的学业突飞猛进，同时他不结交纨绔子弟，而与郭嵩涛、刘蓉、胡林翼等一干学子成为好友，这些人在他日后从政路上发挥出巨大作用。
在岳麓书院学习不到一年，曾国藩乡试中举。京城已在向他发出召唤。
翰林院的清贵--耐住清贫寂寞，将治学贯穿始终
1835年，曾国藩在京城第一参加会试，不中，第二年的恩科再次落榜。25岁的曾国藩举债归家，经过金陵，在书肆中看到一部二十三史，实在是爱不释手，但要价百余两银子，若要购买，手边所余银钱仅够支撑到家。
一套书，相当于一个七品知县的月俸，曾国藩还是咬牙买了下来，回家后，曾父并没有责怪他的冲动购买，反而宽慰他，“只要你能把书都圈点一遍，也不枉我为你操持还钱了。”从此以后，曾国藩给自己规定，每日点读史书十页，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并把阅读史书的习惯保留一生。
而购买此书的直接后果是，在下一次会试到来之际，曾国藩需要借债进京赶考了。背水一战的他以第三十八名中进士，又被引荐以弟子礼拜见穆彰阿，在接下来的复试、殿试、朝考中成绩优异，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开始京城的清贵生涯。
说“贵”，因为入翰林才有入阁拜相的可能，说“清”，因为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颇为勉强，《曾国藩家书》中字里行间，经常看到他度日不易。
“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结账，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
“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家中不必系怀。”
“儿子除了此项收入外，每月只花十一二两银子，再稍加节俭的话，明年就不用借钱了。”
即便生活如此的不轻松，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的十年里，曾国藩也没有贸然寻求外放，而是默默积累，在进德和修业两方面不断提升。
摆脱了必学八股文的桎梏，曾国藩不仅涉猎更加广泛，也结交了众多文友，向倭仁请教程朱理学，仿效他的日课册进行记录，和吴子序、邵蕙西讨论经学，与何子贞谈诗词书法，后来他们的政见未必相同，但此时都是他不断精进的良师益友。
“不怕没机会，就怕业不精”，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凭着被军机大臣穆彰阿看中、赏识的师生关系，1849年，曾国藩七迁为礼部右侍郎，38岁的他获得第一个有实职实权的官职，正式踏入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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