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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之际,道教的崛起,进退两难的儒生

元朝是中国史上的一个特殊朝代──第一个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而其所统治的则是一个中国史上前所未见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在历代政权改朝换代之际,儒者如旧梁栖燕,虽然随着大宅更换主人而随人换姓便成归宿,但儒者所契入的价值世界,却使他们在新旧时代之间备受煎熬。

遗民身经亡国之痛,遥思故国,常兴黍离麦秀之思,甚至不免新亭对泣之苦,同时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合一或撕裂中摆荡,其中第一个道德的两难就是"仕"与"隐"的抉择问题。

"仕"与"隐"的抉择

"仕"与"隐"的抉择问题。这个两难早已潜藏在先秦孔学之中。孔门师生一贯主张学以致用,君子应出仕以济民,但是,君子出仕乃是为了实践理想,

如果出仕而不能行道,则君子宁可抱道守贞而退隐山林,孔子称

回迹以心染,先贞而后黩,正是儒者所鄙视之行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世界之中,儒者的出处进退常常成为一个痛苦的抉择。

历史上知识份子固然坚持"不仕无义",勇于以淑世救世为己任,但是,在政权转换之后,常因见道之不行而退隐山林。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成为司马迁心目中的典范人物,列为《史记》〈列传〉第一篇。

伯夷与叔齐

《论语·微子》中所见的"逸民"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以及长沮、桀溺、荷莜丈人等人,乃至《后汉书》〈逸民〉〈隐逸〉等传中的人物,都是隐者的典型。

孔门师生所关切的"仕"与"隐"的问题,孟子以更为明确的方式加以讨论,孟子说:

在孟子的圣人分类之中,"仕"之极致是"圣之任者","隐"者则体现"圣之清者"的典型,都是圣人之一种类型。

"圣之清"与"圣之任"的矛盾

但是,"圣之清"与"圣之任"这两种圣人之理想,在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特别是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际,都会以最鲜明的方式展现两者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辽(907-1125)、金(1115-1234)、元(1271-1367)、清(1644-1911)等非汉政权统治中国的时代,就是中原儒者面临严酷考验的时代。

举例言之,公元一二七九年蒙古铁骑南下,大宋帝国(960-1279)灰飞烟灭,这项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变局,使蒙元时代的儒者面临"仕"与"隐"的两难抉择。

许衡

宋末元初的儒者如许衡慨然以道自任,他说:

许衡在亡国乱离之中,挺起"圣之清"的风范,在乱世中以卫道自任,使程朱之学广传于北方。

姚枢

同时代的儒者姚枢(公茂,雪斋,1203-1280)则选择仕进,辅佐元世祖(在位于1260-1294)以定天下,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郝经在元世祖时为翰林待读学士,任国信使使宋,自认

至宋则被扣于真州计十六年,后以礼送归。但另一方面,其他儒者如刘因(梦吉,静修,1249-1293)就不仕蒙元,至元二十八年(1219),蒙古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召,固辞不就。宋元之际儒者的进退出处的两难显示:

在蒙古人统治之下,许多儒者选择退隐,高蹈不仕,不事异族,坚守"圣之清"原则,但以儒家传统而言,退隐山林则有违"圣之任"之理念,心有未安;反之,如出仕异族政权,则又于个人操守大节有亏,大悖"圣之清"之理想,两者之间如何抉择,牵涉个人之文化理想、道德价值与政治理念等因素,出处进退之决定,诚属不易。

儒者辗转于"仕"与"隐"的两难困境之时,父母亲情与家族发展仍是他们下定抉择时的重要考量依据。他们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合而为一,也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生命与群体政治生命与文化传承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因此,他们面临这种两难时,抉择的自由度受到压缩。

他们的际遇具体显示:人处于具体情境的系绊中自由的有限性,这样的遭遇与矛盾便如实的反应在其文学作品当中。在行为上,便有了投向宗教、或者消极避世的表现,这些思想同时也投射在其文学作品中。

全真道

南宋至元初的崇道风气,其内缘之因,乃是道教自身之发展;外缘之因,则为统治者的扶植。而"文人道士化"与"道士文人化"虽有其历史源流,亦为崇道风气影响下之产物。

在外缘因素方面,无论是宋室或元室,对于宫观的修建、各派道长与神仙的册封、斋醮的祭祀等皆不遗余力,乃为求得安定民心的力量,以巩固政权,由此,道教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上行下效,无论是士大夫或市井小民皆争相学道,提高各道派的社会地位,使各道派蓬勃发展。

在道教自身的发展方面,宋、金、元时期内丹术在唐末钟吕内丹派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之所以能流行于当世,除了外丹的失败经验让人们记取教训外,内丹术强调可以"求之于己、求之于内",修炼自己本有的精、气、神即可长生成仙,故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皆有成仙之可能,成为大众化之修炼术,并更为知识份子所接受。

外部压力方面,从印度传来的佛学,经过几百年的翻译介绍、整理研究,已被充分吸收,逐渐华化,出现了八宗竞秀的局面。佛学在理论建构上的完备,使得儒学、道学相形见绌,也给予此二家之学相当大的刺激和推动。而道教早自魏晋起便不断吸收佛学的思想于其教义之中。另一方面,一直保守传统的的儒学,在兴废存亡的氛围下,也掀起了吸收释道之学的运动。事实上,三教的融合便成为晚唐已来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

全真道融合三教的内容,是道教的内丹加上儒家的伦理,以及佛家的明心见性;又道教修仙成真的境界,和儒、佛追求的终极境界是相同的;道教说的心性,和儒、佛也是一致的,只是同谓而异名而已。


参考文献:

《论语》

《史记》

《后汉书》

《孟子》

《中国文化新论:思想篇──理想与现实》

《宋元学案》

《朱学论集》

《六朝社会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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