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金兽首玛瑙杯）
这是一只用玛瑙雕琢，并采用高超锻造技术，与黄金巧妙结合的酒杯，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自1970年10月5日在基建工地被意外发掘出土后，它便被列为严禁出国展出的文物之一，这是来自唐朝的皇家御用之物。
玛瑙杯晶莹剔透，经千余年的地下埋藏，它依然光洁如新，仿佛是刚从能工巧匠手中诞生。
国宝玛瑙杯的出土地是陕西西安何家村，经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考证，何家村所处位置在唐朝时期属于长安城兴化坊，这是长安贵族聚居地，皇亲贵戚、文武勋臣都在此居住。
（何家村唐代窑藏位置图）
他们沉醉于纸碎金迷的生活，虽是凡人，胜似神仙。
“其中豪贵家，捣椒泥四壁。
到处爇红炉，周回下罗幂。
暖手调金丝，蘸甲斟琼液。
醉唱玉尘飞，困融香汗滴。”
多少百姓饥寒交迫而死，流离失所无立锥之地，贵族们却毫无窘迫之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奢糜贪婪，会令人短视，甚至成为驼鸟，只知道把头埋起，对问题视而不见，对危险充耳不闻。
唐朝自玄宗天宝年间已是危机四伏，统治集团却截然不知，多少仁人忠臣的劝谏都成逆鳞之言，被杀被放逐，被迫远离朝堂。
谄媚之徒如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占据相位，排斥异己，闭塞言路，唐玄宗老迈昏聩，自以为是，安禄山见有机可趁，认唐玄宗为父，杨贵妃为母，一边讨好他们，一边扩军练兵，积聚反叛力量，终于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动叛乱，战争持续八年，安禄山死后，部将史思明接过反叛之旗，继续作乱，这场浩刧史称“安史之乱”。
昔日繁华盛唐不复存在，唐玄宗逃至四川，太子李亨在亲信拥戴下，于灵州（宁夏灵武市）即帝位，为“唐肃宗”。
唐朝从肃宗起，藩镇割据之势完成定势，后来的皇帝们还想恢复祖先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荣光，不断努力去平定藩镇之乱，肃宗、代宗、德宗，摁倒了葫芦瓢又起，藩镇反叛之势此起彼伏。
（唐朝藩镇形势图）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天下兵马大元帅李适即位，为“唐德宗”。别看他的名头挺响亮，又是大元帅，又是皇帝的，但真正能掌握的，能调动的军队太少了。不过，最初几年，唐德宗有鉴于前朝大宦官李辅国的危害教训，他对宦官严加管束，不给予他们任何实权，反而是信用文武百官，颇有一番中兴气象。
面对藩镇割据的形势，唐德宗着手进行“削藩”，急于求成的做法，引发了诸多藩镇节度使的不满。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薨，其子李惟岳要求唐德宗任命他为新任“成德军节度使”，以子承父职，但被唐德宗拒绝。德宗本意是想借老节度使的过世，由朝廷任命官员继任，这样就可以将节度使职权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但李惟岳恼羞成怒，联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共同举兵谋反。
唐德宗命“幽州留守”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平乱。他们最初效忠唐中央政府，军事行动也取得节节胜利。起兵谋反后不久，李正己病故，其子李纳继承淄青节度使职位，被围困的梁崇义则在被李希烈部打败后自杀，李惟岳部下王武俊叛变后，将李惟岳杀掉，向朝廷请降。
四镇中只有“魏博节度使”田悦仍在对抗中央，但已孤掌难鸣。
不久，唐德宗授王武俊为“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实封食邑五百户，官职不小；朝廷又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命朱滔回镇幽州地区。
而朱滔要求拥有深州，但被朝廷拒绝，因此怨恨朝廷。王武俊则认为自己诛杀李惟岳，功劳在康日知之上，却没能得到节度使的职位与赵定二州，心中也十分不满。
本已经处于劣势的田悦，敏锐地嗅探到对手的心里变化，他把握住机会，成功劝服朱滔、王武俊倒戈叛变。王武俊、朱滔转身一变，由效忠朝廷变为与叛军沆瀣一气，他们率兵救援“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纳。田、李在“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等人的征讨下，势力已经衰弱，绝望之际，得到了王武俊、朱滔的襄助，得以迅速恢复元气。 随即四人狼狈为奸，形成同盟，各自称王。
建中三年(782年)秋，朝廷任命李希烈为“检校司空，兼淄青节度使，新罗、渤海两蕃使”，让他讨伐李纳。李希烈表面上假意讨伐，暗中则与叛军私下联通。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称王后，多次派使者联络李希烈，期望与他建立同盟，李希烈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对朝廷没有忠心可言，见时机到来，他也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如此一来，黄河下游的藩镇叛乱越演越烈。
建中四年(783年)，朝廷任命李勉为“淮西招讨使”，哥舒曜为“淮西副招讨使”负责讨伐李希烈。四月，哥舒曜率兵驻守重镇河南襄城，多次与李希烈作战，都没有胜利。
八月，李希烈率军二万围攻襄城。“淮西招讨使”李勉令唐汉臣与刘德信率兵作为哥舒曜的援兵，前往支援作战，皆大败而回。
九月，唐德宗为解襄城之围，命各路仍然效忠朝廷的节度使率军前往讨伐李希烈。
十月，“泾原节度使”（泾原即今甘肃泾川北）姚令言率军从驻地开往前线。时值隆冬，将士们衣甲单薄，军粮供给又出问题，军队行至长安附近浐水，朝廷派京兆尹王翔来劳军，带来的只有粗米糙粮，本就对朝廷征招不满的士兵们，怒火冲天，言道：
“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旧唐书.姚令言列传》）
平叛的军队瞬间转变成叛军。节度使姚令言难以管束，叛军兵指长安。唐德宗吓得魂飞魄散，赶紧从府库中调拨物资，赏赐给将士，此举更加引发众怒，泾原叛军认为皇帝根本不关心边塞士卒，守着金山宝库，轻易调动战士们去遥远的东线去送死，从来都是吝惜赏赐，难以令人效忠。
他们决心占领长安，抓捕皇帝。
形势危急，姚令言派人火速报告德宗。德宗听到讯息后大惊失色，马上命令再赏赐泾原士卒布帛二十车。但为时已晚，叛军已经斩断城门，攻入城中，陈兵丹凤楼下。
当天，德宗仓皇出逃，叛乱士卒大肆掳掠了京师府库财物，长安城又一次遭受浩劫。
就在姚令言报告德宗军变的消息后，德宗也采取了两手准备，命人前往劳军，同时宣布长安城戒严，要求各府衙部门管好府库，严防生变。
租庸调使刘震，住在长安城西明寺的东边，也就是现在西工大附中东侧何家村附近。接到命令后，他把用于租庸调的金银罗锦搜集起来，先行用二十峰骆驼运出长安。接着他再把珍品器物随身携带，想走出长安城后找个安全地方保存起来。
但在他出城时，守卫城门的叛乱士兵将城门占据，严禁城内外人员走动。刘震只好折返回到家中。
时间紧迫，刘震思索之后，便迅速把这些宝物存放在两个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的巨瓮中进行掩埋，宝物多瓮不够，他又将部分宝物藏在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大银罐中，埋在瓮边，仅埋藏金银器就达265件。珍品当中，有我们最为熟悉的“鸳鸯莲瓣纹金碗”、“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鎏金双狮纹银碗”等国宝级文物珍品。
（鸳鸯莲瓣纹金碗）
（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
（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鎏金双狮纹银碗）
能够看出，刘震肯定认为兵变不会持续太久，他会很快返回处置这些宝物的。
当时，前太尉朱泚被罢官，闲居在长安晋昌里。当天夜晚，叛军商量道：“朱太尉被罢免已经很久了，如果迎立他为主，则大事可成。”于是他们强迫节度使姚令言率人前去迎接。拥立朱泚为主，据守长安城。
《旧唐书.姚令言列传》载：“时太尉朱泚罢镇居晋昌里第，是夜，叛卒谋曰:朱太尉久囚于宅，若迎为主，大事济矣。泚尝节制泾州，众知其失权，废居怏怏，又幸泚宽和，乃请令言率骑迎泚于晋昌里。泚初迟疑，以食饲之，徐观众意，既而诸校齐至，乃自第张炬火入居含元殿。”
朱泚写信给弟弟朱滔说“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珍，当与卿会于洛阳”。
朱泚派泾原将领韩旻率三千骑兵，包围奉天（今陕西乾县），谎称迎接皇帝返城。德宗向“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求救，得到积极回应，“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后来也赶到奉天救援，奉天城于是转危为安。朱泚围攻奉天月余，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只好再次退回长安固守。
关键时刻，李怀光自恃功高，德宗又听信宰相卢杞馋言，竟不肯接见李怀光，李怀光怀恨在心，按兵不动，不再积极围剿朱泚叛军，并多次上表揭露宰相卢杞、宦官翟文秀等人之罪。德宗迫不得已，只好诛杀翟文秀，贬谪卢杞。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德宗下罪己诏（即《奉天改元大赦制》），诏书中言：
“朕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罪实在予，永言愧悼。”（《旧唐书.德宗本纪》）。
德宗还一并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等人之罪。敕令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
为进一步安抚李怀光，使其能够率军攻击朱泚，德宗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铁券，赦免他三次死罪，以示信任有加。
此举画蛇添足，引发李怀光不满，李怀光大怒说：“圣人疑怀光邪？凡人臣反逆，乃赐铁券，今赐怀光，是反必矣！”。于是将铁券扔在地上。皇帝又命翰林学士陆贽去劝谕他。几天后，德宗驾幸汉中，让戴休颜留守奉天城。李怀光则转过头来，跟朱泚建立盟约，追击德宗。
（藩镇叛乱）
但这种利益联盟，都以自己为中心。李朱叛军在各路节度使的共同进击之下，连连败退，很快，李怀光选择跟朱泚决裂，逃往河中，朱泚陷入孤立，唐军进逼长安。朱泚只好逃出长安城，率残兵逃往西城屯（今甘肃省镇原县东），途中被部下杀死。
同年七月德宗返回长安。
结束流离之苦的唐德宗，在返回长安皇宫之后，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高兴，他陷入了痛苦的反思之中：泾原兵变发生后，他仓皇出逃，身边只有一众宦官，及少量文官跟随，而禁卫军神策军都没有跟上来。德宗由此认定，朝中文武百官皆不可信用，只有家奴才最可靠。
“泾原兵变”后，朝堂上的那位德宗皇帝，性情大变，他重新调整禁卫神策军的统领，将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给宦官，可谓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神策军本是边防戍军，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进犯关中，代宗皇帝仓皇出逃。神策军奉命收复长安后，便留在皇城，成为皇帝的禁卫军，只是代宗皇帝曾将这支军队交给职官武将统领，“泾原兵变”后，德宗皇帝对宦官情有独钟，任命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而神策军也渐渐具有禁军和野战军队的双重性质，即平时护卫皇帝，战时出征讨伐叛乱，人数渐渐增加至15万之众。这样一支军队自德宗时，直到唐末昭宗，长达一百多年，它都被宦官牢牢控制，成为宦官挟持皇帝的重要工具，唐宪宗、唐敬宗被弑，唐文宗被幽禁而死，唐朝宦官能量之大，空前绝后。
从此，唐帝国斜阳西照，无可救药。
几个瓮罐，承载的远不止是珍贵文物，更有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历史已成定势，无法改变分毫。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做出设想，如果没有发生“泾原兵变”，估计唐德宗便不会把禁卫军交给宦官家奴管辖，他肯定会按照正常的任职规程去任免指挥官，起码唐朝身上便只会患有一颗毒瘤——藩镇，后期的皇帝们也不会活得那么窝囊，那么辛苦。
唐德宗的“委以宦官禁卫军”的做法，在后世人的评论中，颇多指责之词，然而，若把我们放在德宗皇帝的位子上，遭受相同的苦难，又有谁能保证做得比唐德宗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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