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的时候，北京城已经是寒风凛凛，连续的兵祸加瘟疫，已经让这个一切都在等待着结束。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一个名叫赵士锦的竟奉命担任工部营缮司的员外郎。他上任以后，首先接管的是皇朝的国库之一——节慎库。那这个国库的储存如何呢?
赵士锦算了算，加在一起，一共四千二百多两。
很显然，国家已经极端贫困了。在财政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且不说与满清、农民军作战，就是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都成了个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选择向诸位大臣“劝捐”，也就是希望大家捐款救国。
可大臣们的反应相当消极、乃至滑稽。除了太监王永祚、王德华、曹化淳各捐五万两以外，朝中官员大多发挥铁公鸡精神，比如内阁次辅魏藻德捐款五百两。更有趣的是国丈周奎，死死不肯捐款，女儿周皇后拿出五千两让他做表率，他却从中克扣了两千、拿出剩下的三千两捐出。
皇帝岳丈、文臣领袖如此表率，其他大臣可想而知？
所以北京城的高官们，一改日常行为规律，出门不再乘轿子，穿衣服也要破破烂烂，更有趣的是在自家大门写上“此屋出售”四个大字，以示自己“毁家纾难”。与其说是做给崇祯帝看的，倒不如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自娱自乐。
崇祯不会相信他们没钱——就像他们不相信崇祯没钱一样。那关于崇祯皇帝“内帑私藏甚多”的说法究竟从何而起呢?
最初的版本，是在李自成离开北京时流传开的。在张岱先生的《石匮书后集》中有这么一处记载：“贼大驱骡马与骆驼载金银往陕西，旧有镇库金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明季北略》中也几乎相同：“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
简单计算一下，单单白银一项大约是185万万两。这是个什么概念?清初康熙中期，整个清政府财政收入约为四千万两白银一年——要收四百六十多年才够这一笔，总之这个数字我是不信的。
另一个盛传的版本，认为白银为三千七百万两，倒显得更贴合实际。持有这种说法的，有杨士聪。他的《甲申核真略》中说“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
白银的大量流入是在嘉靖初年才开始，而白银缴税则在万历初张居正改革以后，此前尤其是洪永年间，缴税大多为实物税、市面流通多为铸钱。而正式迁都北京是在永乐十八年，也就是说永乐时代，北京作为首都只有四五年的时间，这个时间段要收取足够的白银来铸作这些五百两的大型银锭，很是困难。
第三个版本还是赵士锦的《甲申纪事》，里面提到：“闯破城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
这就有点不现实了。真正推行大规模白银征税的、正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施行以后，此后才有源源不断的白银被输送进来。而万历八年，一条鞭法施行才七八年，在此以前收取的白银，竟然连战乱、饥荒、瘟疫并发的明末都用不完，不合乎常理。
如果说万历皇帝二十多年“开矿”敛财给人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民间同样认为崇祯很富有，那么身在京城、近在君侧的大臣们也“坚信”崇祯皇帝的富有、恐怕就是一种博弈的手段了。所以当众臣敦促皇帝以内帑填补军费，崇祯说：“今日内帑难告先生”时，他们依旧认定崇祯很富有；崇祯夫妇典卖宫中器具、修补破损衣服也被认定是吝啬所致。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兵入山西，宣府、大同陷落之际，崇祯君臣想起了辽东劲旅吴三桂部。在二月二十号，崇祯皇帝召见吴襄(吴三桂父)与他商议吴三桂支援的事情，吴襄说要调集这些部队入关，需军饷百万，崇祯回答：“内库只存七万，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吴襄便像商人般否定了这桩“生意”。
明眼人一看便知：吴三桂部不来，北京必定陷落，除非迁都南京、否则君臣必然被俘或被杀。但这时，陈演、魏藻德还有吴襄等人依旧反对调吴三桂支援、也依旧反对南迁，似乎在期盼着京师陷落、明朝灭亡。
事实证明，他们就是如此期待的，等李自成一到，便长跪以求任用。所以他们“认定”明皇有的是钱、坚称自己家无余财，不过是个借口逃避为这个王朝出力罢了。或许明亡之前的某天，陈演碰到魏藻德，对他说道：“皇帝家累财矩万，不必我等捐饷”，魏藻德听罢，仰面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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