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有关于教育的焦虑每天都在不同的家庭上演，孩子如何难教，孩子如何叛逆，教育成本如何的高，诸如此类的信息在整个社交媒体中随处可见，这也给这个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送上了一记神助攻。
有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一个家庭中，母亲越是唠叨，越是啰嗦，孩子在青春期叛逆的可能性就越高。
造成这一现场的主要原因就是，父母的唠叨会让孩子即使知道一件事是对的，他也不会去做，父母的唠叨会使得孩子自尊心受挫，会很烦，故意和父母对着干。
与之相同的，当一个家庭中，父亲越是打孩子，孩子日后学坏的概率就越大，越容易抽烟、上网、斗殴甚至是吸毒。
不过，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一书则告诉我们，育儿焦虑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现象。除了北欧等几个国家，大部分我们所熟知的“知名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并不例外。
一、专断型、放养型和权威型
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家长并不是一直没有改变。过去也好，将来也好，人类谁会对于长辈的定义都是“爱孩子的”，但具体到历朝历代的不同时期、不同层级乃至不同的文化，就会发现母爱父爱的方式和做法，有着天壤之别。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援引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黛安娜·鲍姆林德提出的三种教养方式，即专断型、放任型和权威型。对于包括中国父母在内的全球父母来说，总体上都可以归结为上述三种教养方式中的一种或两种结合体。
专断型教养方式值得是父母要求孩子一定要服从自己，并且也能够对孩子进行控制，这类家长控制欲强，喜欢把自己的理念强加到孩子身上，并美其名曰，这是为孩子好，希望孩子从小到大都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规划来走。
在很多时候，专断型父母会使用体罚的手段来约束孩子的行为。当然，他们不是“虐童爱好者”，专断型父母只是通过暴力施威来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并相信自己是在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未来。在很多时候，专断型父母也会表现得非常慈爱和深情。
在当今社会，中国存在着大量的专断型父母，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仍然会陷入这个误区，都信奉“不打不成器”的古老育儿准则。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父母开始调整自己的育儿方式，在接下来，我会继续提到。
放任型教养方式指的是父母遵循孩子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给与孩子自由，在孩子达到初中高中甚至更小的时候，给与孩子自主决策的权力。
这类家长的表现是遵循一本名叫《不管教的勇气》的教育理念，即与孩子建立平等的关系，不轻易的批评和表扬孩子，让孩子从小更加自立，拥有独立判断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如何判断一个孩子是否独立？我们会发现，在21世纪的今天，有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依然没有独立，他在思想上依然是个孩子。
这其中判断是否独立主要的依据其实有三点，第一是孩子能否独立自主的做出选择，孩子拥有自主选择的标准，并且愿意去承担后果。
打个比方，一个初中生跑回家跟妈妈说，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妈妈回答：这种事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那一刻那个孩子突然觉得我自己决定就好了，我今晚不回家啊，我要去和同学玩，居然要我自己决定，那一刻给孩子带来的感觉就是成长，突然意识到自己为自己做出选择做出决定。
第二要独立判断价值，在是否做一件事之前，他不会被别人所决定，他不会因为别人的观点而改变自己是否去做一件事，大家都认同，都说好他才做，如果大家都说不好，那他就不做，孩子如果不能在一件事做到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和判断价值的能力，在乎做这件事之后自己是否丢脸，那也算不上自立
第三则是过于的以自我为中心，这类人往往会觉得，别人帮他是应该的，全世界就应该围着自己转，孩子必须意识到，别人没有义务帮自己，父母也没有义务帮自己。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不管教的勇气》教养方式的流行范围很狭小。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还没长大，他还不具备独立决策的能力，即便邻居家的孩子从小自立自强，他仍然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与对方存在着个体差异，而不愿意承认是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
在中国，符合这一教养方式的做法叫作“快乐教育”，不过“快乐教育”的名声并不好，因为激烈的教育竞争令父母压力山大，对孩子的放任很可能意味着父母不够负责。
权威型教养则是将上述两种教育方式进行一个折中的取舍，这种家长会通过一些列的决策来规划孩子的人生轨迹，但他们又不会通过体罚来约束孩子的行为，而是采用一种更温和的说理方式来影响孩子的一言一行。
他们会把自己的观点对孩子反复的进行输出，潜移默化的给孩子塑造价值观，让孩子从思想上进行改变，认同父母的思维。这种教育方式也成为了当今社会发达国家主要的教育方式，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正在尝试此类教育理念。
以“虎妈”蔡美儿为代表的大量中国母亲，她们将专断型和权威型的教养方式相结合。这类父母一方面制定很多禁令和规则，另一方面自身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支持、激励孩子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二、经济不平等与“直升机父母”
不管是专断型、放任型还是权威型，还是两种类型的结合，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各种类型的父母都在增加对孩子的陪伴。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报告”，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在1969年出版的《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中如此写道。于是，那些高密度参与育儿的父母被称为“直升机父母”。
对比2005和1975年的数据，荷兰的母亲每周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多了4小时，父母则多了3个小时。差不多同时期的对比，美国父母每天多增加了1.75小时陪伴孩子。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都存在类似的变化。此外，考虑各国生育率的下降，单个孩子所获得父母陪伴增加的比重还要大。
母亲比过去进一步增加了育儿时间，父亲则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育儿时间，父母同时增加育儿时间，其背后的原因何在？两位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从198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每个国家内最富人群的财富比例都在扩大，最穷人群的财富比例都在缩小。
像美国这样贫富差距格外明显的国家，密集育儿的现象就更加明显，育儿焦虑也就更为突出。相反，德国、芬兰、瑞典等国家，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等，教育系统的公平程度也更高，所以育儿焦虑、教育竞争指数都比较缓和。
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父母，大部分都是专断型或放养型教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当年父母对自己学习的干预算不上太多，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也算不上紧密。但到了00后这一代，高参与度、高时间频率和高程度控制的教养方式成了标配。甚至，相较之下，中国
城市的父母所驾驶的“直升机”升得更快，盘旋得更猛烈，自然，中国孩子所承受的压力也是一般西方国家的孩子所无法想象的。
三、人际碎片化与非理性的疯狂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分析密集育儿行为时，提到了该类育儿方式的“陷阱”。因为不管专断、放任还是权威，父母普遍都需要在密集育儿中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尤其是日益流行的权威型教养方式，对父母经济收入、时间投入、精力分配的要求非常高。而很多父母会在洪流裹挟之下，因为金钱、时间、精力不济，最终无法跟上主流的育儿节奏。也就是说，育儿资源的差距，最终会变成育儿过程的陷阱。
比拼育儿资源，这是今天中国育儿焦虑最直接的来源。
如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密集育儿，经济不平等的确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经济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后者自动发生。
然而，帕特南在书中还提到，经济不平等带来了住宅小区的分化，富人区和贫民窟之间有着明显区别，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极为类似，30年以前，无论是中国乡村还是城市大院，都处于熟人社会的状态，而到了今天，乡村萎缩，单位制瓦解，旧小区拆除，新小区矗立。
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小村庄、小社区变成超级楼盘，在新型小区内部，人和人之间再也不可能形成如从前般紧密的人际网络。这也使得孩子不可能独自在人口高速流动的小区内自由玩耍，无法在童年期间收获一批“死党”，更不可能在社会化教育中获得成长。
今天，生活在超级城市的新型小区中的孩子，所有的时间都由学校、父母和培训机构所分而占据。教育过程变成择校、培训和家长陪同三者紧密配合下的状态，换言之，家庭代替了社区，父母和老师代替了同龄伙伴，成为孩子成长中更重要的元素。而由于缺乏“社区感”，导致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会将孩子与身边的伙伴做比较，而是直接与全市、全国的“佼佼者”进行比照——焦虑的父母也总是能找到优秀的榜样，这种差距所带来的更大压力，不可避免地困扰着很多家长与孩子。
我很同意作者对“育儿陷阱”的描述，即密集育儿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消耗战。有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在群体心理的影响下，大多数父母最终得到结果很可能是孩子既没有能够获得所谓的“成功”，又没有能够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获得独立的品格。就连父母自己，也可能因为“过度育儿”而丧失自己追求梦想的资格。
从个体角度来说，面对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增加孩子的教育投入是非常理性的决策；但从集体的角度来说，当多数人都被卷入无止境的育儿资源消耗战，这样的行为又是极度非理性的。毕竟，一个人的成长不仅需要认知技能，更多的其实是非认知技能，例如同情、合作、欣赏。但在白热化的竞争氛围下，孩子们的学习过程和目标都没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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