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你》热映引发公众对校园欺凌的关注，影片中备受欺凌的少女陈念和那个不顾一切甘愿承担牢狱之灾也要保护她的小北之间的少年情谊，在这个秋日里成为最温暖的一抹亮色。
影片结束后一个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底的问题是，为何就算是老师制止家庭介入甚或警察保护，都无法阻止校园欺凌的发生？为何未成年人最终需要以自己的方式结束悲剧？我们的校园又为何会出现一个个陈念和魏莱？
南都记者关注到，曾有学者对校园欺凌进行调查发现，中国校园里被欺凌者、欺凌者和欺凌目击者分别占比26.1%、9.03%、28.9%，这代表校园欺凌并不如大众想象中少见。
《少年的你》公映一周后，我们和一些朋友聊了聊，在他们的自述中，我们想要探寻为何这些校园欺凌会发生？这些被欺凌者和旁观者面对校园欺凌时在想什么？他们又曾在这些“恶意”中如何对抗和挣扎？
我在南方某大城市长大，上初中时因家里的原因，转学到了离家200多公里的一个小县城，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以教学质量优异闻名，但“古惑仔”的风气也挺浓。
学校里大多都是本地的孩子，外来的孩子特别是城里来的孩子未免显得扎眼。小学毕业的我，拿着连续4年市级三好学生、全国作文竞赛二等奖等奖状去报道，是老师眼里的好苗子，因为性格活泼，学习成绩好，长相可爱，在学校很受关注。
情窦初开的年纪与枯燥的半军事化管理形成的冲突，促成了学校许多的青春故事。
第一年，大伙儿都争着和我做朋友，女孩稀罕我从大城市带去的时髦鞋子、衣服、文具，高年级的男孩则会在我的抽屉里偷偷塞情书。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这些关注在青春期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没过多久，女孩子们开始莫名其妙的疏远我，最先是当时和我玩得最好的女生，她用恶毒的语言讽刺我，拉拢班里其他女生疏远我。每当她们走过我的座位，就用力踢我的椅子。还会用“贱”“恶心”“装”“你以为你很漂亮吗”等词句来骂我。
没多久，她们又拉拢了班里的男生一起针对我，那些“古惑仔”很快与女生统一战线，每当我走进教室时就起哄、嘲笑。他们甚至威胁我说找了外面的古惑仔要“给我点颜色看”。
这一切都让人害怕极了，我不明白，我只是一心学习，一心做我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那段时间，我放学不敢回宿舍，怕被欺负、被孤立；上课也不敢去教室，怕全班同学的辱骂和嘲笑。中午大家都在午休，我一个人跑到学校的小树林坐着哭，晚上下自习大家回宿舍，我在熄灯的教室里哭，忍让并没有换来情况好转，他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直到我实在忍不住哭着打电话给爸妈说要转学，而爸妈却只觉得我不懂事，不好好读书，就知道闹，把我大骂一顿。
我真的无助极了，父母和老师并没能保护我，帮助我，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帮我。有段时间我写了很多遗书，边写边哭，当时只觉得除了死，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
这种霸凌一直延续到初三，我也从原本天真活泼变得独来独往沉默寡言自卑敏感，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那个时候的每一天我都在想，快点初中毕业吧，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直到毕业后换了新环境，这段经历成为记忆，我才慢慢走出来。
我从未与他们和解，我只庆幸当初的我咬着牙挺了过来没去自杀，但由此而形成的自卑、孤僻的性格却让我用了大概10余年才慢慢修正过来。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性格乖巧懂事，从小到大一直念的都是重点学校，纪律严明，我从没想过校园欺凌会发生在我身上。
那会儿我上区里的重点中学，女生里小团体很严重，她们会给老师或不喜欢的同学取难听的外号。有个老师嘴巴有点突，她们就叫老师“突唇”，我当时觉得那个外号特难听，就不愿意叫，也不和她们混在一块儿。
她们就开始背地里说我虚伪， “你不觉得XXX很假吗？”这样的话很快就在班上传开，班上的同学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
这导致我一度对“什么是假、什么是虚伪”的标准感到困惑，也对自己产生质疑。
还有一次小团体中的一个女生坐我后排，她敞开盖儿的水杯倒了，水撒了我一裤子，书包里的书也湿了，但人家就跟没事儿人似的，没有道歉也没帮着我处理一下，毫无愧疚感，我特别生气委屈。
直到后来，女生小团体的老大成了我同桌，因为我成绩好，她就会向我请教怎么做题，我教教她，一来二去她觉得我人性格不错，也有趣，小团体的人也就不再孤立我。
但不久她们就找到了新目标，班里有个很受欢迎的男生喜欢一个女生，小团体就动员全班不许理她，讽刺的是，这个被孤立的女生还曾是团体中的一员。
青春期，这种“桃色纠纷”而产生的校园欺凌非常普遍。我们当时也完全没有要告诉老师或家长的想法，觉得也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打小报告这件事会让人看不起。
很多人认为打架群殴才是校园欺凌，其实在大多数人的青春里，被孤立、被冷暴力才更普遍。
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所有的行为都能归到性上，我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力比多没处释放，初中生社会化的程度也不高，没有同理心，也难以明辨是非。
好在我当时因为成绩好让他们接纳了我，这也是我小时候对抗欺凌的一种方式吧，让自己更强大。
小学三年级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从城里转到了一所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学，跟我以前的就读的重点小学挺不一样的，就是鱼龙混杂吧，班上还有不少孩子家里成员都是混社会的。
因为我是新来的，刚开始很难融入，学校也有欺负新人的习惯，那时候我喜欢买玩具，我的同桌是我们班体育成绩排第二的男生，很有号召力，在他和一群男生三番五次拿了我的玩具后，我终于被激怒了，那股子野性一下就上来了，索性就跟他打架，我俩从课间打到上课铃响，桌子椅子全掀翻了，直到老师进来，他才停下来。
他以为我会把桌椅都扶起来，坐下来上课，我却一直盯着他不动，老师问我桌子倒了怎么不扶，我特别生气的说了一句：谁弄翻的谁扶起来，结果老师就把他叫到办公室训话了。
一些人觉得遇到校园欺凌就要告诉老师，老师可以解决问题。但其实不是的，在学生圈子里打小报告是可耻的，同学之间的战争把老师扯进来是不守江湖规矩，很可能会遭遇更大规模的校园欺凌，而且还可能遭遇报复。所以我当时就当面告状，我就是想告诉他，我告状怎么了，我绝对没有背后说你坏话。
后来果不其然，他很记恨我，想着法的要整我，于是我跟同桌打架成了家常便饭。
他个子不高但打架很横，我被打的很惨。每次打架，我们都会持续到上课铃响被老师看见，他就会被拉去训话，感觉每次他欺负我都是吃力不讨好，惹得一身骚。后来，他就真的不再欺负我了，他以为我很怂，结果一个转校生让他下不来台。
可能在孩子的世界里，当时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要么你驯服他，要么他驯服你，要么你们就玩在一起。
但进入青春期后，我却出现了欺负别人的迹象。
初中时，普通班有个长得普通的女生喜欢我们班班草，这个女生恰好有点心理疾病，班草觉得丢了面子，私下告诉了班里的大哥，大哥就联合我们班的学生抵制那个女生。
她每次都会特意来班里看班草，只要她走过来，我们班都会跟躲瘟疫一样把教室门关上，开始只是一些男生那么做，但是门一关，在外面玩的女生也进不来，于是后来发展成只要有关门的信号，所有人都往班里蹿，仿佛这个女生是毒药。
次数多了被欺凌的女生受不了跟校长哭诉，班主任也对全班苦口婆心，让我们不要这样对她，但没有用。当一个集体都在排斥你的时候，就和法不责众一样，每个人都在肆无忌惮的作恶而不怕被惩罚。
而且我们班都是尖子班，都有一种尖子生的傲慢，觉得这样对一个普通班的女生又如何呢？我们是天之骄子啊，她算什么？
这样的欺凌一直持续到初三直到这个女生转学，现在想来，我虽然当时只是跟风似的“恶作剧”，但对她造成的伤害是不可弥补的。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少年的你》好学生魏莱会这样肆无忌惮的欺负别人，其实我很理解，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成长在西部某小城，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老师家长眼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在大众的普遍印象里，好学生是不会欺负别人的，但我知道，如果一个学生成绩优秀家境优越，又恰好在学校很受宠，很容易能在团体中掌握权力成为权威。
在我的记忆里，有两类学生最易被欺负：一类是性格柔弱成绩一般或长得不好看的女生，一类就是体格瘦小成绩糟糕性格温和的男生。
也说不清为什么要欺负他们，有时只是因为他的行为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又或是因为这个女生太普通，可能整个班级就会对她特别冷漠。
校园欺凌不一定是暴力伤害，更常见的其实是冷暴力。被欺负的人被隔绝在小团体之外，就像电影里陈念和同学们一起玩排球都没人会把球传给她一样。
印象深刻的是，初中时我们班里有个男孩，瘦弱的很，成绩也差，有一次穿了一件“adidiaos”的衣服来学校，是冒牌的阿迪达斯，全班男生都嘲笑他，之后每次都喊他“adidiaos”,我们不跟他一起玩儿，也都看不起他，只是因为他成绩差，家里条件一般。
其实孩子的世界很现实，现在想来跟成人社会并无不同，资源的分配和比较，是以成绩和金钱为标准，如果你恰好占其中一样，就不会是弱者，如果正好两样都有，那极有可能成为团体的领导者，而孩子并不懂什么是伤害，可能打人不对，那就冷暴力，如果恰好碰到有人反抗，就极可能演化为暴力。
隐蔽的冷暴力很难被老师发现，靠学校的惩罚机制也很难改变现状，顶多学生被批评，而如果核心人物家里有权有势，成绩又好，学校老师根本不会惩罚，如果再暴力一点，打架斗殴也就挨个处分，真到了要让警察介入非常少，因为要固定证据入罪也很难。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小时候的霸凌行为有愧疚感，但当时常常打着“正义”的幌子，声称是他先惹我的，或者我只是不喜欢和我讨厌的人玩，我们总会给那些被欺凌的人以一些理由让他们成为不完美的受害者以换取自己的心安理得。
听说前段时间，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迎来大修，正重点考虑如何预防校园欺凌，希望未来不再有陈念和魏莱出现吧。
采写：南都记者 蒋小天 唐孜孜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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