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作为隋末唐初的风云人物，戎马一生，战功非凡，跟随太宗李世民平定四方，两击薛延陀，平定碛北。后又大破东突厥、高句丽，成为唐朝开疆拓土的主要战将之一。他出将入相，功勋卓著，被朝廷倚为干城，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纵观他的戎马生涯，可谓星光熠熠，光芒万丈；但是他的为臣之道却一直为人诟病，一生历经三朝，无论是玄武门之变, 抑或是太宗托孤、立武则天为后等等诸多政治事件中，他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徘徊观望，能避就避，一直是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生怕惹祸上身，与其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勣
他的功绩说的太多了，我们主要说说他的政治生涯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和在几次重大事件中的态度，来表现李勣性格的两面性。
玄武门之变中请辞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前夕, 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明争暗斗，剑拔弩张，态势如发系千钧，一触即发。高祖李渊、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三人合谋，将秦叔宝、程咬金等将领陆续调离，准备对李世民下手，局势岌岌可危。是否要发动政变呢？李世民犹豫不决。便问计于李靖、李勣，二人皆请辞。
“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资治通鉴》
李勣没有参加那场厮杀，他选择了静观其变。秦王与太子之争势均力敌， 所谓“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在双方没有碰撞之前，很难敲定胜负，李勣很难抉择他的政治前途到底该依附于谁。他在政治风暴前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和政治前途。李勣在踌躇两难之间选择了逃避，这也许于他的政治前途无益，但还不至于搭上生家性命。
影视剧中的李勣
当年他在瓦岗效力的时候，李密诛杀翟让争权夺利的政治风波中他就在混乱中被砍，差点命丧黄泉，他对政治斗争早已心有余悸，自然会产生一种排斥抵抗的基因和抑制排斥的心理。血染的教训，无疑是前车之鉴，在没有确保生命无忧之前，他不会委身于任何人，而宁愿坐山观虎斗。而且当时李渊尚在，封建道德中的忠义思想使他不敢谋逆叛上。他与李世民在战场上同生共死，但是真正到了政治斗争时，李勣却望而却步。
太宗托孤中的信任危机
在玄武门之变中，李勣坐观风云骤变，这难免要引起李世民心中的不满，他没有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参与谋划, 没有像秦叔宝、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披甲上阵，自然不会迎得类似的信任，在唐太宗眼里李勣是可用之臣但绝非可信之臣。因此, 李世民在晚年安排后事时, 对李勣也极不放心。
李治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治成为皇太子，改任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中书门下三品。这时的唐太宗对李勣已经开始反复叮咛试探，先是太宗对他说：“我的儿子刚当上太子，卿原来是他的长史，如今把宫中的事情委托给卿，所以有这样的任命。”后来太宗在闲暇时设宴，望着宴上的李勣说：“我准备把年幼的太子托付给大臣，想来想去没有比卿更适合的人。你过去不遗弃李密，现在难道会有负于朕吗?”李勣流涕痛哭向皇帝表达心意，竟然将手指头咬破出血。唐太宗对李勣不仅在言语上试探，甚至后来以生死考验李勣。
“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 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 可勿怪也。” “朕将属以幼孤, 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
影视剧中李治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太宗临终前，对太子李治说：“李勣有才，但你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恩情，他恐怕会不服你。我今天把他贬黜，他若立即动身，以后你可以封他为仆射，倘若他在这徘徊观望，立马杀之。”而且在立储的问题上李勣没有像长孙无忌，刘洎那样明显表态，而是依然表现出“徘徊顾望”的态度，当然他不会逃过李世民的猜忌，从这可以看出“徘徊顾望”或许是李世民对李勣一贯作风的认识。李勣也深谙唐太宗的心思，等到诏令一下，他没有作丝毫停留，立马动身前往，算是救了自己一命。李勣对于仕途的沉浮，没有表现出任何怨言，即使是远离京城，也是快马加鞭。
“李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立武则天为后中的推辞
永徵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借口无子嗣，想要废掉王皇后，进而立武则天为后，这件事致使朝野震动。朝臣分成两派，一派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他们赞成立后；另一派以前朝几个托孤大臣虞世南、褚遂良, 长孙无忌为代表，竭力反对。与顾命大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勣称病不至。等到唐高宗亲自找上门来，李勣才说这是陛下的家事, 何必要问外人。李勣摆出一副顺从的姿态，表示皇帝的家事他无权过问。后来虞世南、褚遂良，长孙无忌却都遭到了贬黜，反观李勣自然赢得了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信任。
武则天
为何身为李唐顾命大臣的李勣不支持李唐，反而倾向武则天？其实，立后之争同立储风波一样，背后隐藏着关陇集团和以许敬宗为代表的新兴士族之间的斗争。而李勣在太宗和高宗两朝受到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的压制和排挤，所以他实质在支持新的政治集团以铲除自己的政治威胁。
李勣身为武将，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溜须拍马。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高宗谈及隋炀帝，他对周围的大臣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对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但不难管窥李勣拍马迎合的形象，这似乎总与其铁骨铮铮的武将身份有些背离。宋代史学家范祖禹认为李勣有领兵之才，却无治世之能，更不可能成为辅佐君主的贤相。在高宗朝，李勣受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和重用，他和李治相处多年，他很了解李治的好恶，故而很得要领的去恭维奉承。
李勣
李勣久经高层政治风浪，他深知高处不胜寒，明白位高权重暗藏的危险，永徽元年九月，抗表求解仆射之职，仍令以开府仪同三司知政事。李勣同贞观年间的高士廉，长孙无忌如出一辙都要求辞官，三人都要求辞宰相之职，正是担心权势过盛而使自己处于君嫉臣妒的危险境遇。
李勣戎马一生，在古稀之年里还远征高丽，战功非凡，他的一生对政治斗争是免疫的，无论是翟让、李密之争，玄武门之变还是立武则天为后的诸多政治事件里，他往往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明哲保身，在他自己的政治生涯里，一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东闪西挪，这与他金戈铁马的沙场之勇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正是他性格中的两面性，决定了他与其他顾命大臣迥然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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