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伊朗故事，有些惊悚

吴成的《巴列维王朝的最后400天》，是给一个在伊朗执政38年，并创造经济奇迹的巴列维王朝做的小结，也是一个政权覆亡的特写和范本。

维基百科对巴列维作如下描述：

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波斯语：محمدرضاشاهپهلوی；1919年10月26日－1980年7月27日）是伊朗的沙阿（古波斯语：皇帝），1941年9月16日即位，1979年2月11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他领导了白色革命，促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并通过国有化某些产业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给予妇女选举权以使伊朗并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

1979年伊朗的政治动荡转变为一场革命，国王拒绝下令向示威者开火，这导致他在1月17日被迫离开伊朗。随后伊朗皇室被正式废除。伊朗被宣布为由霍梅尼领导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回到伊朗后可能会被处决，他流亡并逝世于埃及，埃及总统萨达特给予了他庇护权。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常被称为“伊朗末代沙阿”或是“沙阿”。

巴列维，注定会成为难以盖棺定论的人，他的正邪与仁暴永远难以界定，对他的爱恨与评价撕裂了伊朗人和历史学家，历史是被人肆意涂抹的画布，而巴列维，从在世时起，就已被涂抹得面目全非。

历史定论难做，但叙述历史，理清脉络并不难。

1963年，巴列维国王开始进行所谓的“白色革命”，意即通过改革以非流血的暴力改变伊朗的社会面貌。“白色革命”开始时提出六大原则，以后增至十二项，即废除佃农制，凡是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均应重新分配而归农民所有；全部森林属于国家所有；将所有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出售企业所获利润由劳资双方分享；修改选举法，准备实行普选，特别是妇女都要参加选举；建立知识分子大军，凡是应服兵役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均可担任教师，全面改进国民教育；建立由各科医生所组成的卫生工作者大军，到农村去进行免费医疗工作；建立促进农业发展的大军；所有农村都要建立公正的法庭；全部水利资源属国家所有；制定全国性城乡建设的规划；改组所有政府机关，行政权力下放。

不管怎么说，巴列维举政的方向无疑是顺应潮流的。

“白色革命”成就巨大，从1963年到1977年，伊朗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1965年伊朗人均收入300美元，1977年上升为2200美元。国民生产增长率逐年提高，1963～1966年年均为8.8%，1967～1971年为11.8%，1972～1973年为14%，1974～1975年为30%。

这速度跟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的大发展黄金期相比，都毫不逊色。

从“白色革命”的十二条原则来看，伊朗要从事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越来越追求经济指标，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政治现代化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严重腐败问题。

政治和经济从来无法割裂。历史无一例外。

缺少社会公正和民主法制，社会财富总会流向特殊利益集团。

巴列维王朝时期首相艾米尔–阿拔斯·胡韦达的弟弟费雷敦·胡韦达称：“腐化之风在王室的心脏里盛行。国王的兄弟和姊妹，靠充当中间人，赚取巨额合同佣金……王室的这种状况，是毒害社会各阶层的万恶之源。”海军司令拉姆齐·阿泰（RamziAtai）上将一个合同就把300多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1971年，巴列维国王为纪念居鲁士建立阿赫门尼德王朝2500周年举行盛大庆典活动，为此，他专门向维也纳一马车商订做了一辆耗资2500个工时所制成的旧式马车，庆典所用各式名酒就有2500瓶。在巴列维国王的专机上，连厕所都是用黄金装饰的。王室有这样的高级腐败，上行下效，整个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腐败之风就不难想象了。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有了总体提高，但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维利埃：《巴列维传》，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9页）。“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华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努斯鲍默：《霍梅尼》，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对政府不满，当后来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政府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去了。

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沙利文（前美驻伊朗大使）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不满与日俱增……

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势不两立。巴列维曾通过人威胁霍梅尼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指残酷镇压宗教势力）。”霍梅尼则愤怒地回应：“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还大了好几号呢！”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

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统治不是随着伊朗经济的腾飞而有所淡化，反而日益加强，尤其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钳制思想、僵化理论来实现表面上的和平与稳定，这严重违背了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互动中发展的历史规律。其结果在伊朗出现的理论发展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思想远远高于其他思想，在伊朗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危机中，阿亚图拉霍梅尼为众望所归，这是专制君主巴列维国王所没有料到的。

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政府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他不得不于1976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如此写道：“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

“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还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

在巴列维看来，民主，只能自上给予，而不能自下取得。

雷颐在《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里论及：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希望能自我监督的“帝国民主”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从上层逐步实行改革确实要比由下而上变革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层必须主动实行满足社会需要的变革。而问题经常在于统治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要“逐步”，结果却是总以此为理由拒绝或拖延改革，最后导致矛盾总爆发而错失“逐步”改革的机会。

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事后对此则有清醒的认识，他反思说，没有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的原因，恰恰也是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这样，清真寺就成为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心，“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胡韦达写道：“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而巴列维则坚认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

国王的说法，与我们熟知的“吃肉骂娘”何其相似。

民主自由，如同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皇帝说的话：我不给，你不能要！

巴列维不得不面对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两方面的反对。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而反对他。当面临这两种力量从相反方向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岌岌可危了。（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

“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

伊朗人民反巴列维王朝运动的序幕首先在美国拉开。

《巴列维王朝的最后400天》里描述：

1977年7月，王后法拉赫·巴列维（FarahPahlaviDība,1938～）访问美国，当她抵达白宫时，上千名示威者高呼：“处死伊朗国王”“国王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等口号。为消除与卡特政府之间的误解，巴列维国王访问美国。为了欣赏仿古景致，国王和王后抵达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并在此下榻。没想到，在国王夫妇下榻的旅馆附近，数百名伊朗人高喊抗议口号，有的还戴着面具，以防“萨瓦克”（SAVAK，伊朗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简称）的迫害。

在巴列维国王抵达美国一周前开始，更多的伊朗留美学生陆续来到华盛顿，准备在巴列维国王面前举行示威。与在威廉斯堡的抗议者一样，他们也戴着面具。在华盛顿白宫草坪，美国总统卡特主持欢迎仪式，在白宫围栏外，大批伊朗留美学生则举行反国王的示威，美国警察一时控制不住局势，只得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催泪弹的烟雾没有飘向示威者，反而飘向白宫草坪，两位元首都被催泪弹的烟雾熏得泪流满面，迫使卡特总统不得不缩短了欢迎词。在示威者与警察的冲突中，上百人受伤。

伊朗驻美大使阿德希尔·扎赫迪建议巴列维国王，聘请1万名支持国王的学生前来捧场。他得到了国王的巨款，用来供学生们吃住，但只有500多名学生应聘。等到国王访美时，他们害怕被反对派打击，待在宾馆里没有敢出来

1977年的两个事件加剧了伊朗革命的到来。1977年6月，伊朗社会学家和伊斯兰学者阿里·沙里亚梯博士去世。尽管他死于疾病，但其追随者认为他是被“萨瓦克”暗杀的。1977年10月，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长子穆斯塔法·霍梅尼突然死于心脏病。在人们看来，他的死也与“萨瓦克”脱不了干系。

1978年1月7日，在美国总统卡特德黑兰之行的6天后，这天也是伊朗妇女废除头巾的纪念日，一个化名为艾哈迈德·拉什迪·穆塔拉赫撰写的《伊朗与黑色和红色殖民主义》一文，在伊朗《消息报》上刊出。这篇由巴列维国王亲自授权的文章肆意攻击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没想到，《消息报》在要么发表，要么报纸停刊的选择中发表的这篇文章，竟成了引爆伊朗政治大地震的导火索。

一言丧邦，是有的，只是，人们总是把反对的声音当做亡国之音，事实上，高级黑与低级红，才更危险。

刚愎自用，愚蠢颟顸，才是误国之首。

当库姆神学院师生们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做出反应。那天晚上，库姆神学院学生聚集在一起，互相传看。他们又通过手抄的形式，把报纸内容传向库姆其他地方。学生们还约定：第二天上午，在学院的课堂上提出抗议。当晚，8个激进独立的教师也聚集在一起。他们认为，应对诽谤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行为做出集体反应。

1月8日的罢课延续到了第二天，数以百计的库姆神学院学生和神职人员走上街头，表达愤怒，他们来到马苏麦广场，这时，一些商店关门，商人们加入了示威游行者队伍。然后，他们到宗教学者家里。午后，游行示威者来到了警察局附近，当时有两辆卡车作为路障放在路的中间。警官下令清理道路。于是，有人用石块投向了银行的玻璃、警察局。警察先是对空鸣枪，抗议者四处逃散。

下午5点左右，当示威者再次聚集在一起时，军警开始对赤手空拳的示威游行者进行袭击，一些人中弹身亡。示威者抬着遇难者的尸体，高呼“安拉之外别无神灵”的口号。军警的袭击持续到晚上9点，整个库姆的广场和街道上，随处可见遇难者的尸体。奥地利学者努斯鲍默称，“军队用暴力结束了这场游行。官方报道，9人死亡，但实际上却有70人躺在棺材里。”

2月18日，“库姆惨案”发生后的第40天，伊朗12个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其中大不里士的规模最大，示威游行者与军警发生的冲突也最为激烈。大不里士是阿塞拜疆省的省会，这里也是当时伊朗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导人大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的故乡。这里的宗教领导人计划在清真寺举行一场悼念活动，为40天前库姆的逝者举行祷告活动，以抚慰“库姆惨案”中殉难者相关的人。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清真寺。警察包围了清真寺，阻止人们进入。

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膨胀，警察朝天鸣枪。愤怒的群众高呼：“阿亚图拉霍梅尼万岁！”“处死国王！”愤怒的民众点燃了警车，袭击银行，火烧电影院，进攻酒吧，还冲击了在大不里士的复兴党总部，烧毁了停放在那里的15辆警车。在其他地方，巴列维国王、法拉赫王后及其儿子的画像被焚烧。前来镇压运动的车辆被推翻，军队向人们开枪，直至深夜12点，局势才平静下来。

大不里士的冲突造成了10～500人死亡，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政府报道的数字是6人死亡，125人受伤，这就是“大不里士惨案”。

随后又有几百人被捕。示威者抬着遇难者的尸体，高喊：“这是现政权的又一个受害者，‘萨瓦克’的又一桩罪行。”3月30日、5月10日，这样的悲剧在轮番上演。

法拉赫王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政治反对派、学生们以及在市场上的商人阶层首次与宗教集团联合起来，共同要求国王给予更广泛的言论自由并且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对于我们而言，这次联合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些政治反对派、学生和商人要求政体和社会整体快速西方化，但是这些毛拉和神学家们的要求恰恰是相反的……”

能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社会阶层联合起来的，正是政府的任性。

3月30日，“大不里士惨案”发生后第40天，伊朗又有55个城市出现群众性示威游行，其中15个城市出现了民众与军警的冲突，尽管此前巴列维国王曾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第三次流血事件的发生，但还是造成人员伤亡。冲突最激烈的雅兹德市在穆罕默迪雅陵墓举行群众集会，然后，人们涌向街头，高呼口号：“阿亚图拉霍梅尼万岁！”“处死国王！”，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打碎了一些银行、电影院、酒吧橱窗上的玻璃。

第二天，在阿亚图拉萨杜基（Saduqi）的号召下，举行集体罢工，人们聚集在清真寺。在清真寺里，宗教领导人强烈要求被流放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释放包括阿亚图拉蒙塔泽里和阿亚图拉塔莱加尼在内被关押的政治犯，结束专制统治。会后，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向示威者开枪，又造成了一些人死伤。在雅兹迪有两人被打死。在卡兹文，一个在大街上散发传单者被打死

随着冲突日益升级，大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请求巴列维国王逮捕具有激进思想的伊斯兰领导人，以平息事态。他还向巴列维国王提供了一个名单，称一旦这些人被处理掉，伊朗的局势将走向稳定。巴列维国王不同意这一解决方案，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危机。

在沙里亚马达里提供的这份名单中，有萨迪格·皓哈利。皓哈利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学生，他早年曾参加由伊斯兰领导人赛义德·纳瓦卜·萨法韦于1946年创立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游队”。1955年，萨法韦等主要成员被处死，该组织也被取缔。在伊斯兰革命过程中，其成员积极支持伊斯兰革命。

1979年2月24日，皓哈利成为新成立的伊斯兰革命法庭的庭长。经他的手，以“在地球上传播腐败”和“反对真主”的罪名，判处了上百名旧政权官员死刑，包括巴列维国王时期任职最长的首相艾米尔-阿拔斯·胡韦达和“萨瓦克”前领导人纳马图拉·纳西里，因此人称“绞刑法官”。他不顾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反对，炸掉了耗资20亿美元的巴列维国王为自己建造的陵墓。1979年5月，他在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时，他建议把波斯湾改名为“伊斯兰湾”。

2003年，纳兹拉·法塔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中，引用了皓哈利2000年出版的个人自传中这么两段话：“我杀了500多个亲近王室的罪犯、数百名库尔德、贡巴德和胡齐斯坦地区的叛军、还有许多毒贩。我从未对这些判决感到遗憾和愧疚。我认为我杀得少了，有更多的人应该被杀掉，但我没有抓到他们。”

激进与仇恨，总是社会更替难以避免的悲剧。

4月13日，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向华盛顿提交了伊朗的人权报告。其中谈道：伊朗法律没有对“萨瓦克”的职责和预审法官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也就意味着“萨瓦克”可以任意捕人。“萨瓦克”可以监视军事司法官员的行动……事实上，我们已经从各种渠道听说，有的人仅仅是拥有某些书籍，甚至是在德黑兰书店公开出售的书籍而被逮捕。

伊朗的“白色革命”、自由化政策一直遭到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对。

在对巴列维的抗议活动中，经常发生对银行、影院这种“西方化”的标志性设施的攻击。

5月31日，德黑兰大学的2000名学生因反对男女合校而发生砸门窗，毁家具事件。在同治安人员搏斗中，至少有100多人受伤。理工大学挂起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巨幅画像。第二天，建筑大学也挂出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巨幅画像。

6月12日，伊朗国王巴列维在向院士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政府将继续奉行“自由化政策”。为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出现动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6月，民族阵线中的3位重要领导人——沙赫普尔·巴霍蒂亚尔、大流士·福鲁哈尔和卡里姆·桑贾比发表了致国王的公开信。公开信再次呼吁巴列维国王按照宪法治理国家，结束自1974年以来实行的“复兴党”一党专制；出版自由、释放在押政治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组建新政府。在法拉赫王后看来，这3人公开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前所未有的，背后应该有美国的支持。

6月26日，北爱尔兰中东问题专家丹尼斯·马林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文《“谁也推翻不了我，我有强大的力量”》，公布了他对巴列维国王的独家采访记录，全文如下：

问：陛下，伊朗最近的示威游行和上街闹事浪潮的原因是什么？你是否感受到了这一局面的严重威胁？

答：有些事件是对我的个人报复问题，其次是一些穆斯林阿訇从宗教角度出发对我们的现代化计划所做的反应……我们这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些反动的组织和左翼分子搞在一起。谁也推翻不了我。我得到了70万军队、所有工人和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我所到之处，处处有支持我的想象不到的表示。我有强大的力量，反对派在力量方面无论怎样都不能与政府相比……

帝王从来意识不到那些支持与欢呼的脆弱和虚伪。在尖峰时刻，那些拿钱喊口号的人总会如鸟兽散。

8月5日，伊斯兰世界进入斋月，这一天也是伊朗宪法日，巴列维国王宣布，将于1979年春本届议会会期结束时举行自由选举。巴列维国王在德黑兰北部的瑙沙尔夏宫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这是我们国家新的一章，在政治的王国里，我们将拥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多的自由……这就是说，我们将有结社自由，但我们的结社必须是和平的……按照吸收世界上最自由国家的法律制定的新闻法，我们将实现言论与出版自由。当然，我们还进行百分之百的自由选举……”

巴列维国王还说：“伊朗的君主制同伊朗的命运是不能玩弄的东西。”伊朗人必须为实行民主制做好准备。通向“真正和负责的”民主制的路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他强调必须实行“法制”。他表示要确保人民“在自由允许的范围内像（西）欧民主国家那样享有政治自由”。他强调，伊朗社会仍需要在建立民主政府方面学习很多东西。这种教育必须是一个持续进程。“伊朗的人口在十年后会由目前的3400万猛增到5000万，在20年后增加到6500万。那时，管理我们的社会的方法必须不同于现在的方法。”

这是巴列维国王重大政治让步。他早些时候宣布的政策是，伊朗人要么支持一党制，要么离开伊朗。

在反抗危机四起时，巴列维王朝也试图改变，也做了很多“自我革命”——

8月8日，伊朗司法部发表声明称，根据巴列维国王宪法日的演讲，在可控制条件下的示威游行为合法。

8月10日，在黑海之滨的夏宫，巴列维国王接见外国常驻记者。他告诉记者，他想使人民党合法化，以便在未来的选举中使人民看清人民党的势力是多么的微小。他宣布1979年6月进行民主选举。即使出现暴力事件，也是不可逆转的。他还说，反对派中主要温和派人物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不反对他，也不反对伊朗的君主制。这表明伊朗宗教派别之间也是有分歧的。

但显然，这已经满足平息不了高昂的社会诉求。削足适履，晚了。

8月13日，巴列维国王与美国的罗伯特·E.休塞将军等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长谈。在谈话中，国王再次强调其自由化政策，称在一个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国家，只有开放政府，其他别无选择。他说，他不允许宗教的蒙昧主义破坏这个国家，他也不能容忍国家的无序。让他感到困惑的是，他不知道抗议者究竟想要什么。在伊朗过去的20年间，人民生活极大提高，大学实现了免费教育，工人参与工厂的管理，给必需的食品以价格补贴，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得到了确认，通货膨胀由原来的两位数已降至8%。

8月15日，”萨瓦克”领导人穆贾达姆与沙里亚马达里的女婿阿拔西会谈。穆贾达姆问宗教界想要什么，阿拔西列举了以下4点：①必须组建新政府。目前的政府应对自1月份的屠杀负责，对人民的要求没有反应；②新政府必须惩治腐败，至少要解决阿里·雷扎伊、曼苏尔·亚辛、贾瓦迪（Jevardi，大实业家）和付拉迪这样的腐败分子；③阿什拉芙大公主的活动严重违背宗教教规，她必须收敛自己的言行，两位王室成员古拉姆·礼萨和马哈穆德·礼萨的金融活动必须被控制，马哈穆德的朋友穆扎法里·简德利不再从事鸦片种植业务；④人民的言论和信仰自由。

8月19日，胡齐斯坦省的阿巴丹雷克斯电影院被人放火焚烧，放火者在地板上浇了汽油，把门锁上，然后点燃，大火造成477人死亡

巴列维国王在回答西德《图片报》记者时说：“这次阴谋与1953年的类似。但是今天，爱国者、军队和我自己能够阻止这一阴谋的实现。”“我要给人民伟大的文明。阴谋者只能给人民造成恐怖。但是自由化进程将继续下去，速度不减。”

当天，查尔方特在《泰晤士报》上撰文《伊朗暴乱受谁的指示》，文中写道：“不管外国操纵程度如何，目前动乱的根子在于伊朗本身的政治体制。经过一段漫长的严格的独裁统治之后，伊朗国王在实现自由化方面的初步试验性的步骤具有类似打开压力锅安全阀的效果。

历史很诡谲，正确的事若不在恰当的时机做，会产生报复性反弹。

社会民主化进程需要在合适时机展开，错失时机，就变成了投向自己的炸弹。

8月23日，国王在接受法国电视台记者爱德华·洛尔采访时说：“我们将走与法国一样的道路，特别是在言论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方面。我们将仿效你们的做法。经过深思熟虑，我的愿望就是，那是应走的路。”“我是唯一拥有建立一个民主政权的权力、力量和权威的人。除我之外的任何人将完全无法控制事态发展。那将是全面的无政府状态。”

历史证明，巴列维国王高估了自己，跟所有独断专行者一样。

8月27日，新组阁的埃马米政府成立后，有14个党派和政治组织发表了政治声明，要求成为合法政党，要求立即组织选举，释放政治犯，允许所有政党存在，新闻彻底自由并允许所有伊朗流亡者从国外回国。民族阵线领导人桑贾比发表声明，提出12项要求：解散“萨瓦克”；释放全部政治犯；司法完全独立；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确立思想、言论、结社、写作的自由；所有的政党和政治团体活动自由等。民族阵线未提出废除君主制的主张，而是提出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口号。

9月4日，反政府示威在各地继续。在德黑兰，当天的示威游行有两大特点：一是人数众多，参加者达250万人，一是以组织有序而闻名。示威者排成整齐的队伍，在大街上边游行边高呼：“士兵兄弟，你为什么要杀你的兄弟？”当军警向游行队伍走来时，游行者把花洒在他们身上。在圣城库姆，有1人被打死。在伊拉姆，有2名示威者和2名警察被打死。示威者要求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

法国记者报道称，伊朗的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在包括德黑兰在内的多个城市，伊斯兰已经显露了自身的实力，但记者对伊朗现政权仍然抱乐观态度。记者在报道中称：尽管伊朗政府出现了压力，但它并未失去权力基础。50万全副武装，纪律严明的军人、警察和“萨瓦克”仍然完好无损，政府能够控制局势。

人们总是过高估计”机器“的作用。

9月7日，50万到100万人参加了德黑兰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阿亚图拉霍梅尼”“我们都是阿亚图拉霍梅尼！”“伊斯兰拒绝君主制！”“美国人滚回去！”“打倒巴列维王朝！”“支持巴勒斯坦兄弟！”等口号。游行者高举阿亚图拉霍梅尼画像，打着反对国王，主张成立伊斯兰政府的横幅，喊着口号，有序地穿过大街。在游行队伍旁边及后边是军车，车上的士兵拿着步枪，还架着机关枪，天空有飞机巡逻。

9月7日晚，巴列维国王把军官召集到王宫，开了一个很长的会。会后，新政府颁布新的戒严令，据此，德黑兰、卡拉杰、卡兹文、马什哈德、大不里士、阿瓦士、设拉子、阿巴丹、伊斯法罕、卡泽伦和机赫罗姆等12个城市从9月8日清晨6点开始戒严一个月，实行军事管制。对此，法拉赫王后感到担忧，她找到了巴列维国王。国王告诉她，每半个小时用广播通知一次，但戒严令直到9月8日的清晨才发布出去。这时，数百万游行示威者已经上路了，还有大量的头一天没有回家、就在大街上过夜的人，他们根本就听不到军事管制的消息。

9月8日，人们继续上街游行和静坐。卫队司令巴德列依将国王卫队一师的一支部队派往饶列广场。广场上，数千群众静静地游行示威，妇女儿童走在前面，男人紧随其后。遇上军队后，他们不顾卫队指挥员的命令，一直向前涌。9点15分，指挥官下令向群众开火，在周围的房顶上，也有人向群众开火，无法确认这些在房顶上开枪的人是警察、军队或是“萨瓦克”。

一位作家对当时的情景做了这样的描述：“一开始，木屑洒上汽油在大街上点燃。当人群对火感到恐惧时，开始奔跑，寻找庇护所，这时，几辆车被点着了。随后，法拉赫·阿巴德大街上的超市被点燃了。这时，机枪开始扫射。所有的进出口都被堵上。毫无防备能力、无辜的和毫无意识的人被当成了射击的目标，不是当作吓唬的对象而是当作屠杀的对象。所有的出口被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车封死，他们插翅难逃。一些到屋子里避难的人也被追赶和射杀。政府禁止向受伤者提供血液。到中午，整个大街上到处都是尸体。”

当天下午4点，局势基本稳定。当晚，新闻大臣阿米里-德黑兰尼发表声明：尽管一再发出警告，但是，一群暴徒仍在德黑兰一些角落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危害，还放了好几次火。这些暴徒显然得到了外国的金钱支持，并用燃烧瓶、手榴弹、各种火器和刀子武装起来。他们还袭击了军事人员，使其中几人受了伤。由于暴徒不注意军队的警告，军队开了枪。不幸的是，根据从各个医院获得的、截至当晚7点半的统计数字，在开枪射击中，打死了86人，打伤了205人，这就是“黑色星期五”。

科威特媒体分析伊朗事态内因是下面几种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第一，民众对伊朗国王巴列维实施的经济政策不满。伊朗近几年石油收益增多，但外国商品充斥市场，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商品价格上涨，房租高昂，失业大军越来越大，对外贸易赤字不断上升。第二，军费开支庞大。伊朗年收入达560亿美元，但军费占到40%，外国军事专家人数众多，目前伊朗有5万名专家，计划到1985年达15万。专家工资极高，月薪达12000美元。第三，缺乏民主。巴列维国王为恢复“波斯帝国的光荣”使人民极少享有民主。第四，家族统治。巴列维国王的亲信以及情报人员过着奢侈的生活，加之家族统治贪污腐化，政府官员不尽职守。

巴列维一直在努力，努力推进伊朗的现代化合民主化，也一直在试图妥协和解：不断释放政治犯，不断与不同派别沟通，与国际社会沟通，成立更能为社会接受的新政府，下大力气惩治腐败，给新的党派空间，新闻自由，取消新闻检查……

但这些努力和让步，已经无法平息愤怒者的火焰。

巴列维国王麾下的埃马米政府发表公告，宣布大赦包括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公告中说，所有流亡者不必担心受过去法律的制裁，要在精神上回归到伊朗的重建上。“所有接受伊朗宪法的人，不管其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将得到政府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主创造条件，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完整。所有在外的留学生不必担心回国后遭到迫害。”

10月3日，埃马米政府发表声明，答应罢工的银行、电信和石油工人提出的所有要求。

10月26日，贾赫罗姆市的警察局长被打死，首席军事长官被打伤。在周末的冲突中，至少有15人被打死。大学和中学校园里都安装了扩音器，播送充满仇恨和狂热的言论，高中生也加入了示威游行的行列。当天，阿亚图拉霍梅尼向伊朗民众发表讲话说：“伊朗目前的局势使我深感忧虑。我担心对国王及其帮凶的强大压力会使他们狗急跳墙，可能做出更疯狂的事情，给伊朗人民带来更大的伤害和破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要用“消耗战”对付巴列维国王政府。

这一天也是巴列维国王的生日。巴列维国王在其生日讲话中，承认过去犯了错误，承诺加强法制建设，继续惩治腐败，并呼吁民族团结。美国总统卡特、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纷纷向其打来电报，祝贺其生日愉快。

金融时报记者罗伯特·格雷厄姆在《权力的幻想》一书中，分析伊朗在经济发达之后面临的深层社会矛盾：在新的城市社会中，它也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使两者都感受到激烈竞争的经济压力，这种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是，一般来说，物质标准可能是改善了，但是生活的质量却急剧下降了。格雷厄姆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德黑兰生活的阴暗面：“由于这个社会内部运转的问题增加了，各社会集团之间的接触却减少了。资产阶级原来是生活在群众之中的，现在却在设法避开老百姓。市民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妒忌比他们过得好的人。唯一相同的是大家都感到不满……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政治制度高度集中的国家内。

格雷厄姆生动而细致地描述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轮廓。他叙述了国王是怎样有计划地搞垮甚至很难成为独立力量的个人或组织。他只强调这一制度的两极，即他自己和“人民”，并且要每个重要的官员都向他汇报。保证国王的个人权力和安全就是全部的目的，付出的代价是经济的效能。对伊朗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是：一派人希望效法西方，另一派人则要维护“伊朗的传统价值观”。事实上，伊朗价值观已被搞得面目全非了。

12月11日，巴列维国王和首相爱资哈里乘直升机鸟瞰了整个德黑兰市容。在飞机上，巴列维国王问爱资哈里：“所有的街道都是人，那么赞同我的人在哪儿？”爱资哈里回答说：“在他们家中。”巴列维国王说道：“那我留在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用？”爱资哈里说：“这取决于你自己的看法“。

到1978年12月底，霍拉姆沙赫尔、大不里士、伊斯法罕等城市部分落入了反对派手中。一年来，在反对派与政府军警的冲突中死亡人数说法不一，究竟有多少人死亡，相关数据差别很大。据美国记者尼古拉斯·盖奇的统计，截至1978年12月18日，共有1600人在冲突中死亡。有关死亡人数的另一种说法是埃马德丁·巴赫伊的统计数字，从1977～1979年，共有3164人死亡，其中2781人在冲突中死亡。

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

1月16日，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一排排飞机由于罢工而无法动弹。寒风中，王宫的侍卫和佣人列队站在引导乘客进入机场的指示墙边为巴列维国王及其家人送行，他们用穆斯林传统的用手敲打自己的头和胸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悲哀，整个指示墙前，哭声和叫声一片。新任首相沙赫普尔·巴霍蒂亚尔、议会两院议长、政府大臣和军队将领前来机场为巴列维国王及其家人送行。

一位帝国卫队领导人匍匐在地上，亲吻了巴列维国王的鞋子，劝他不要离开。有一个士兵跑过来亲吻巴列维国王的鞋子，被两眼含泪的国王扶了起来。巴列维国王安慰说：“不必担心，我为长期的安定而去，很快就会回来。”

然而为其送行的仆人和卫兵站在远处目睹着他们的君主，知道他将一去不还。

2月1日零时17分，在140名国际记者的陪同下，流亡了14年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在法国戴高乐机场乘法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47飞机离开法国，随着飞机离开跑道，这位77岁的老人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由此，伊朗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霍梅尼时代，伊斯兰传统回归伊朗，妇女重新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伊朗曾经的自由奔放，莺歌燕舞一去不复返。巴列维的功罪和霍梅尼的效能，成为永远的争执。

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那些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大梦方醒，一些人后来不得不逃往国外。

雷颐在《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中说：“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的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别人明明是为他好，他却认为是害他。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可惜，直到临死他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雷颐写道：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病，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真思考的。

伊朗的历史事实也说明，激进的势力要警惕，在推进社会进步的过程里，要防止被逆向的势力利用，欲速则不达，在推倒一个“传统”势力的时候，要警惕更守旧的势力借势而上，取而代之。伊朗发生的故事正是如此。要么进步，要么更传统，巴列维面临双重撕裂，最终，竟是原教旨势力取得胜利，伊朗回归到传统社会。要是预料到这种结果，当初那些激进的民主派，会不会后悔？因为他们推翻了一个跟不上他们步伐的“守旧”国王，结果却一脚踏入改革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