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50军150师448团特务连战士李昌茂

注：本文为《突围之战》之四，全文完

（五）凯旋：我们连出国作战90多人，第一批仅20多人回国，机要员漏译电报酿成悲剧，受到军事法庭审判

3月16日上午，我团的大部分官兵在越南艰难地熬过了生与死的十天十夜的考验之后，终于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乘若干辆大卡车排着整齐的队伍沿公路从广西那坡县平孟关凯旋回国了。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昂首挺立的平孟关口，在绿树成荫的村庄，在部队回撤所经过的要道和路口上，到处是青松枝扎的凯旋门。沿途群众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各族人民穿着鲜艳的服装载歌载舞，像欢庆盛大节日一样迎接凯旋的英雄部队。当一辆辆英勇的战车和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卡车，满载风尘仆仆的战士，拖着大炮，威风凛凛地开过来的时候，当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凯旋门下走过的时候，早就迎候在公路两旁的各族群众，便一齐拥上前去。

无比激动地表达他们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身着各族服装的姑娘们跳起了欢乐的舞蹈，小伙子们把锣鼓敲得震天动地，少先队员们把心爱的红领巾佩戴在炮口上，把一把把五彩纸花像迎接新娘一样撒在坦克上、卡车上，撒在战士们身上；大爹大妈热情地呼唤着，把热腾腾的茶水送到战士们手上，把新鲜的香蕉、油炸的花生米、洗净切好的甘蔗、染成红色的熟鸡蛋……硬塞到战士们的衣袋和挎包里。欢呼声和鞭炮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在自卫还击作战中，我们的战士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当我们走进平孟关看到五星红旗，看到用金字写着欢迎、致敬的大幅标语，看到前来欢迎的祖国亲人时，便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花。下车后，当地许多女中学生就跑上来抢水壶给我们装水，抢不到的就哭，专门给我们准备的鸡蛋、甘蔗等各种慰问品送不出去的也要哭。参加欢迎仪式的姑娘们看到我们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由于我们这些入越作战近十天的干部战士，一路风雨兼程，摸爬滚打，雨水、汗水和血水混合在一起，那身军服早已牛皮一般，又脏又硬，脸上只有两只眼球是白的。就这样，我们于3月16日下午终于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的当天晚上，连队负责留守的副指导员李昌久开始发放包裹，当他叫到阮少文、卢晓贵、刘怀利等大部分十天前都还活着的兄弟一下子无人应答时，他的双眼湿润了，声音也开始颤抖……

于是，他抽泣着对我们说：“兄弟们，包裹全都在这间屋里，你们自己认领吧！”他实在念不下去了，因为我们连出国作战时的90多名官兵，而当天一起回国的只有20多人。另外有少数失去联系的战士经过艰辛跋涉，在战后一两个星期陆续归队，虽然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被俘的厄运。

如我团一营身受重伤的战士（给养员）肖家喜，在我们3月16日回国后，他一个人在越南拼死突围，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在3月24日才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后被军委授予“钢铁战士”荣誉称号。他的那支56式半自动步枪、4颗手榴弹以及在越南吃的折耳根，至今仍收藏于军事博物馆。1985年50军撤销番号后，肖家喜出任第13集团军装甲旅副旅长。后来，他转业后被安排在成都金牛区国税一分局工作。

在这场战争中，我团还有两名战士被军委授予英雄称号：一个是模范卫生员郭雪成；再一个就是二级战斗英雄闵中友。

后据了解，造成448团损失惨重的真正原因，主要是一份电报未翻译传达。也就是在3月12日我团被包围后，东线总指挥许世友急电命令我们沿着41军穿插时攻打的路线，反方向从敌人枪口下面进行突围，要不就将我们与敌人一道，用炮火同归于尽。此事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在特务连，随时都和团部指挥员在一起，所以我听到了这一消息，当时已作好了牺牲的最后准备。谁知道，当天下午，军委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急电命令我们往高平方向沿途返回，并且调配了大量军车在高平省城等候，将我们接送回国。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跟随我们一同作战的师机要科机要员收到这份电报后，自认为是一般普通电报，因为进攻战斗已经结束，现在大家都在想法如何突围？难道上级又命令我们与敌人硬拼？况且后勤供给线已被切断，不外乎就是叫我们保持联系、注意安全罢了！因而就没有翻译这份事关全团上千名官兵的急电，最终导致了我团在越南越走越远，越打越散，人员越来越少，战斗力越来越弱，失去联系的官兵越来越多。最终以失踪300多人、被俘200多人为代价结束了这场战争。那个机要员回国后，也受到了成都军区军事法庭的审判。

【战后30年，本文作者、50军150师448团特务连战士李昌茂（右一）找到的老连长唐德贵（右二）与副指导员李昌久（中）】

回国之后，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没有通报我448团200多人被俘一事。越方却把这些战俘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大肆拍照报道，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一名越南女民兵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押解他们的情景。

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也很快编排了一个名为“向亲属报平安”的特别节目，每晚安排两三名我方战俘讲话，自报姓名、籍贯、部队番号、职务以及被俘后所受优待等等，以图瓦解我军官兵意志。

当时，“前指”的军官急于了解情况，都不顾“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私下偷听。其间或许会有人听到熟人的名字，更是感慨不已。而我团则不一样，上级还特意叫我们安排专职人员在团部办公室统一收听，每人桌上放有各连失踪人员的名单，听到后，就将他们的名字用笔划上，核实后就向团长报告。

（六）战俘：我军共239人被俘，其中我团202人，2个副军长受处分

1979年3月，战争结束后双方到底有多少人被俘肯定是说不清楚的。直到硝烟散尽的1979年4月，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中方才知道：我军在这次“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斗中总共有239人被俘（我团就有202人），其中一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者为238人。

4月下旬，在越南宣布中方全部被俘人员名单之后，我团就将没有名单的300多人列为失踪人员。其中就有我们贵州省开阳县的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罗军华、陈绍美、刘志友等。

后经网络搜索、资料查找和笔者2011年5月实地考证，与我一起入伍的贵州省开阳县战友，在广西方向作战时牺牲的烈士只有蒙光辉（开阳县羊场区人，53357部队战士。团员，1979年3月牺牲，终年21岁。葬于广西宁明县烈士陵园二区十三排八号）和王定昌（开阳县冯三区人，56045部队九连战士，1979年3月牺牲，终年21岁，追认为党员，荣记三等功。现安葬于广西龙州烈士陵园一区九排十七号）被运回祖国，其余的至今在下落不明。因为目前在广西所有烈士陵园没有他们的墓碑。

1979年5月，春寒料峭的季节终于过去，转眼又到了百花盛开的初夏，我被俘的战友们终于熬到了获释回国的日子。5月21日，两国在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交换了第一批战俘。

6月22日是双方商定的最后一个换俘日，也是第五次交换战俘。遣返的人数也最多。现场更加热闹。我方在高大的友谊关关楼悬挂两条大字标语：“热烈欢迎同志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向回归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营造出泱泱大国敞开胸襟的氛围。

交换工作完成后，我方归来的238名官兵经过医院体检治疗后，全部送到位于广西南宁市郊吴圩机场的“学习班”。我团的组织人是王副团长。在这里，他们接受组织安排的教育和审查，每个人都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被越方羁押期间的表现，同时印证他人的相关行为。

1980年2月的一天晚饭后，我们听说那些被俘的战友今天就要回来了，大家兴奋得跑到团部门口去迎接，因为我有几个老乡和同学在那队伍之列，我们都希望在第一时间去看看那些在越南和广西生活了近一年的战友，我也加入到了那个欢迎的行列。

在那天的黄昏时分，十多辆“大解放”卡车拉着他们的被装和行李开进了团部大门，我们欢呼着，向他们招手致意！

当天晚上，我们贵州老乡和被俘回来的老乡整整聊了一个晚上，气氛一直很沉闷。我们问得最多的是，他们是如何被俘的？在越南受了些什么罪？在广西学了些什么，等等。讲述中，他们不时从内心深处流出痛苦而屈辱的泪水。他们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被越军包围后，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只好在原地等待救援。在后来的几天里，由于没有干粮和水，他们连吃野草、吃树皮都吞不下，小便解不出，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抵抗力，人人疲惫不堪。

3月18日，当时尚有一点力气的4排排长准备带两名战士下山去侦察敌情，搞水上山，为最后突围创造条件，但是行动没有成功。时至3月19日上午，他们在与越军激战了7天7夜之后，敌人向他们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死的死、伤的伤，所剩人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落入敌手，当了战俘（包括我团一名副参谋长）。

他们说，在越南确实受到了非人般的折磨，当天被俘后，就被越军用八号铁丝把他们绑在卡车车厢上，双眼被布条绑着。几个小时后，他们被拉到一个好像是越南监狱的地方，然后交由越军看守。在越南，他们被关押的地方共换了五六次，给的食品大多是包谷（玉米面）、面粉、南瓜等，而且还叫他们自己做。在越南监狱，看守他们的士兵三分之一都是女兵。

半年之后，审查工作全部结束。238人中，大部分士兵继续留在原部队直至服役期满。但都按要求填了一张《被俘人员登记表》。我想这张表可能今天还在他们的档案里吧！至于今天这些人的下落和近况，我也知道一些。比如我县被俘的几名战友中，三分之二已经病故，还有唯一的一个是我的同学，现在我们经常联系。但都听说过，他们回到家乡后大都为人低调，时时处处小心谨慎。

对军官的处理要严厉得多，除数名有变节行为的被判刑外，全部清理出部队，大多数人带着有污点的人事档案转业回原籍，不少人受到处分。

但我深信，当年能服从祖国的召唤，有勇气抄起一支枪跨过边境，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十八九岁的男儿，就不愧为英雄。

据了解，战后，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亲临部队总结此战，50军关副军长被撤职，刘副军长被降职，侯副政委被党内警告。我团8连指导员冯增敏、1机连连长李和平被遣返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985年，50军撤销番号，150师不复存在。

（七）休整：我在供销社工作的女友，听到我“不幸”的消息后，马上与他人建立恋爱关系

战争结束、回国后的一个多月里，由于我团仍有部分官兵未能回来，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情况，因而上级命令我们不能与家人通信。这是军令，不得违反。

在这期间，我家乡有家人参加战争的家属都陆续收到了从广西或云南前线寄回的家信，有报平安的，有报阵亡消息的，也有报立功喜报的，但只有我们公社一起入伍的9人中被分配到448团参战的7人家里，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他们每天四处打听有关战争的消息或民间各种传闻。

就在这时，不知是谁传错了消息，或者有人故意捣乱，说我已经牺牲，而且还说得有根有据，包括我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等，在我家乡传得家喻户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后，每天以泪洗脸，不仅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而且每天还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几公里外的邮电局去查收信件，天天都要等邮车到了、邮递员把信件拆分确认没有我的家信之后才失望地回去。

我在供销社工作的女友，在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后，在未进行任何核实的情况下，就马上与他人建立了新的恋爱关系。后来我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

我父亲除了每天坚持工作外，晚上还要打长途电话到广西四处查找我的下落。大约十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父亲终于听到了我在广西宁明县的声音。大家知道，那时候个人是没有通讯工具的。

打长途电话都是有线电话，都要通过贵州转广西，再由广西转部队。当我接到电话时，至少通过了近十个总机的人工转接才能接听。当时我父亲根本不相信我没有受伤。后来，在我们部队1979年5月17日从广西启程返回四川时，他到贵阳火车东站等了几天几夜，并且居然在一无联系方式，二无时间地点，三无任何标记的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硬是亲自见到我了，才放心回去。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在广西休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基本没有什么训练任务，每天除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团外，就是白天看演出，晚上看电影。

我们看演出的地方大都是在明江中学的大操场。前来广西看望我们的第一批代表团是王震、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等。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歌唱家郭兰英当时给我们唱了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是六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南泥湾》，而另一首则是七十年代感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

虽然郭老当年已年满50，但她当时的打扮仍和年轻时一样，她仍身着一条蓝色的小围腰，与青年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当她唱完两首歌曲后，我们台下的官兵掌声雷鸣，很多人都站起来离开了自己的位子，就是想看得再清楚些，离得再近一些。演出结束后，为了满足广大官兵的愿望，她还下台和我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第二批前来看望我们的有陶铸夫人、二炮文工团等。

在全国各地送到部队的慰问品中，大部分都是当时最好吃的。如猪肉、鸡蛋、各类罐头、白糖等，其数量毫不夸张地说，都是以车为单位。那一车又一车的鸡蛋、白糖和甘蔗，我们根本吃不完，就分给我们所住的农户家。他们也沾光不少。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鞋垫，而且大部分鞋垫上都绣有“送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几个大字。

除了慰问团送的一条枕巾、一只口杯、一枚纪念章、一支盒装钢笔外，广西和四川两省均分别送给我们每人一件印有“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胜利纪念”的白色背心。在广西前线，当地各式各样的车辆只要看到部队车辆就远远地靠右停下让路，没有谁去按喇叭。尤其是扎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看到我们的时候，都是恭恭敬敬的敬一个队礼，道一声：“解放军叔叔好，你们辛苦了！”惹得我们忙不迭地回礼并感动得想哭。

在广西，我们军人享受了不少优待：如坐公共汽车不要钱，也没有人挤，人们恭恭敬敬的让我们优先上车，并纷纷让座；进公园、看电影都不收我们的门票。

（八）后记：祈愿人们不要忘记，有300多名勇士在异国他乡的越南至今下落不明

一晃41年过去了，那悲壮的一幕幕，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在人们记忆中淡去。当年那些经过战争洗礼的、曾经燃烧的光秃秃的森林早已恢复勃勃生机，昔日战火纷飞的战场如今早已变为购销两旺的边境贸易市场。祈愿人们不要忘记，有300多名勇士在异国他乡的越南至今下落不明，200多名被俘的战友曾被打下屈辱的烙印。

2011年5月上旬，在几个战友的共同倡议下，我们终于来到了当年在广西待命和打仗回国后休整的地方，并到宁明、龙州和法卡山等烈士陵园进行了悼念。第一次到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圈，为在此沉睡了32年的战友上香、点烛、烧纸钱、化祭品等，祈祷他们在天堂一路走好！总算完成了我的一桩心愿。

但是，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在广西所有烈士陵园里，我至今还没有找到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罗军华、陈绍美、刘志友等部分战友的墓碑，因为他们与我都是一起从开阳县入伍的。

我对他们太熟悉、太了解了，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呈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至今仍长眠在异国他乡的越南国土。让我们永远记住、永远怀念那些为了祖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士吧！

2012年3月23日，我又带领原150师贵阳籍的部分参战老兵及家属，再次来到广西宁明、龙州等地烈士陵园，满足了部分战友和烈士家属多年的强烈愿望，见到了曾经一起出国并肩作战战友和自己亲人的墓碑。

在这次到广西的烈士亲属中，有一家6人在听到我们要到广西为烈士扫墓的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硬是强行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求求我一定要带他们一家去广西，找他们失踪多年的亲人。但是非常遗憾，在我们部队安葬的几个烈士陵园，翻遍了所有的烈士名单、找遍了所有的烈士墓碑，均查无此人（贵州清镇的陈和权）。

他的大姐还带着母亲和家人的期盼，在每处都未找到后就放声痛哭。特别让人揪心的是，她大姐在我的带领下，来到离越南国土最近的友谊关外零公里处。我说对面就是越南，这里离你弟弟最近。陈大姐先是用期盼的目光深沉地注视着越南的国土，沉默不语，随后就失声痛哭，简直哭得悲痛欲绝——

弟弟呀！你到底在哪里？我们一家人盼你三十多年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妈妈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她说这一生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亲眼看一看你的墓碑。我们家这次来了6人都未找到，你叫我们回去怎么向母亲交待呀？

这次到广西扫墓，我们感慨深刻。其一是感动了军嫂，有一位老师在与我们从广西扫墓回来后，晚上一人在被褥里哭，弄得她丈夫不知所措，还以为是这次扫墓没有照顾好她。结果一问，她说不是的。是你们的战友牺牲得太年轻了，最小的才17岁。比我们上大学的女儿还小。第二天她在学校把情况讲给同事和学生们听后，同事们哭了、学生们也哭了。从那以后，这位从来不上网的老师晚上只要有空，她就天天上《军魂网》。

其二，是改变了妻子对老公的看法。一位在企业上班的军嫂在与老公扫墓回来后，当晚在餐桌上向儿女们宣布：从今天起，你爸爸不再受每月200元香烟钱的限制了，并且必须尊重他、孝敬他。他能在战场上受伤后回到了祖国，活到了今天，太不容易了。

1979年的那场战争，虽然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难得的人生经历、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思考。通过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和实地祭拜烈士陵园，真是感慨万千！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欢迎各方投稿，私信必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