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有一颗吃货的心，现在一定憋坏了吧？不知道多少人怀念着三个月以前的口腹之快，尤其聚餐场景，一群亲友或同事围坐在一起，杯盘错落，勺筷穿梭，永不落地的话题在餐桌上漂来荡去……
要是有人对你说，考虑一下吧，从今往后，告别那种热闹的聚餐方式，你能接受吗？
不接受的应该大有人在，他们最惯用的说辞是，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是最适合中国人情感交流的。许多人似乎形成了这种认知——分餐制是西方的传统，而聚餐是中国的标签。
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有文明以来，分餐比聚餐的历史应该长很多，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二者是共存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生产力低下，部族要按一定的原则分配食物。我国的考古发现中，最早的用于分餐的木案距今大约4500年，那时还是新石器时代呢。到了周朝，贵族社会逐渐形成，分餐而食更是有很多史料佐证，当然，这样的分餐为的是适应贵族社会的地位尊卑，《礼记·礼器》中写道：“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
《韩熙载夜宴图》，表现中国古人宴饮场景的名画
到了宋元时期，合餐的记录多了起来。有两个重要的成因，一个是商品经济发达，市井社会的交往增多，还有就是引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高脚桌凳，使得聚餐有了硬件上的保证。在此之前，中国人习惯于席地而坐，也没有适合群体用餐的大桌。
严格的长幼尊卑序列，使得家庭内部的用餐也是分而食之，成语“举案齐眉”，就表明夫妻之间也是要“分餐”的。
国外的情况也很有趣，古代的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都是有悠久文明的族群），习惯于围在一起吃饭，而且是用手抓取食物，不仅为自己抓，还帮别人抓，多人共用一个汤碗也很常见。这些长久影响了西方人的餐桌文化，他们习惯于围在一起进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改为在合餐中“相濡以沫”，也是外族文化进入的结果。
不折不扣的“手抓饭” （图片来自网络）
西方的变革始于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有一首颇为流行的歌谣唱道：在过去，人们在公共餐盘中取食物，将他们的面包和手探入调味汁；现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盘子里用刀叉吃饭。
文艺复兴意味着个体被解放，被极大尊重，餐桌体现了其中一个侧面。其实，在英语里是没有“分餐”、“合餐”这样的词语的，分与合并不是问题的本质，重要的是在用餐习惯中对个体的尊重，包括隐私，包括健康权，包括饮食习惯。
这种现代用餐制也是与城市文明相适应的，在当代社会，人际交往过于频密，保持适度的距离是一种基本礼仪，在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
最近几十年，中国也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但是在餐桌上，文明的步子似乎跟进得慢了一些。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注重人际关系，于是农耕社会的宴席风格自然就带到了城市的餐馆里，不仅要合餐，还要尽量追求热闹、丰盛、有面子。中国人在饮食上的巨大热情是让人惊叹的，毕竟，好日子才开始没多久嘛，这样的餐饮文化更像是对物质匮乏年代的报复。
还有，按学界的说法，所谓的“吃货”，意味着心理发展水平部分地停留或返回到了口欲期，也就是发育的初期阶段。我不敢妄下这样的论断，不过毫无疑问，吃这件事对中国人太重要了。
对中国人同样重要的，是关系。能把两件同等重要的事情完美融合的，自然是饭局。饭局的伟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著名学者易中天曾写道：“无论你我是否同宗，也不论你我是否相识，只要在一起吃了饭，就有了同一生命来源……因此不能考虑卫生，也不用顾及身体，要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精神。”
这就是其它地域的人无法理解的中国式餐桌。
回看历史，食客们在餐桌上的分分合合，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是，无论中国还是其它地区，很少把健康因素考虑进去。只是随着城市文明的充分发展，加之健康知识的普及，人们才意识到，“在一个槽子里吃草”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有潜在的威胁。
试想，一个现代城市人，假如要经常出席各种聚餐，又没有“伤感情”地使用公勺公筷，大家毫无防范地“共享”美食，就不断增加着各种相关传染病的“共享”几率。回到家庭，觉得亲人之间更没必要用什么公勺公筷啊，那多生分，无疑又把危险带回了家。一旦因此染上了传染病，才真的是对亲情的伤害。比如，人们都知道幽门螺杆菌很厉害，是许多胃肠疾病包括胃癌的罪魁祸首，这种可以借助唾液传播的病菌，通常带来家族聚集式的传染。此外，甲肝和戊肝也非常容易在餐桌上传播。
应该说，分餐比聚餐更能保证用餐者的健康，也能在杜绝浪费方面有些作用，但是，不得不承认，在一个习惯了把餐桌当作最重要社交场合的国度，一下子把人们从热闹的餐台边赶走，可行性很低。那么，使用公筷公勺，至少是现阶段一个应选的过渡方案。
来一套姓“公”的餐具（图片来自网络）
本世纪之初，我从北京跑到广州生活和工作，惊讶地发现，只要是稍微好一点的餐馆，桌上都摆放着公筷公勺，那时的广州是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城市，据说这样的习惯先是由境外传到广州的高档涉外酒店，又渐渐被民间效仿。我这样的外来者，感受有点复杂，既感叹于广州人的餐桌文明，又觉得用餐的时候多了许多麻烦，很难一下子适应。结果，只要是一场饭局里我这样的外地人占了多数，公筷就会非常落寞。
后来，外来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给我的观感是，公勺公筷在广州的餐馆里越来越失落了，很多时候，公勺公筷还在，却成了无人问津的摆设。原本还以为这种餐桌文明会由广州向外扩展呢，却面临被外来者改造的风险。
17年前“非典”肆虐，也有过一阵关于现代用餐的倡议，可惜不了了之，大概是因为“非典”对生活冲击还不够大。
推动一种用餐文明，确实不那么容易，受诸多因素影响。但也不需要悲观，一些变化总是或徐或疾地推进着。比如，再倒退若干年，无论在家里还是外面，国人习惯于为别人夹菜，以此显示关心。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认可这样的“盛情”？
中国式饭局（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的现代化仅仅持续了四十来年，个体意识在慢慢强化，彼此的充分尊重和界限感正在养成之中，我相信，多数人能理解分餐或使用公筷公勺的必要性，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只不过到了餐桌上，谁都不想成为破坏“人情味”的那个人。
这次情况会有不同，人类陷入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灾难，在国内，也发生了一些聚集性的传染案例。特殊的事件有特殊的推力，健康意识一下子压到了旧习俗、旧理念，再回到合餐的场合，假如有人带头倡议大家使用公筷公勺，没人会觉得多此一举，可能心下还要感谢对方的责任心和公德心呢。
历史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许餐桌上的新风尚没那么难了，而它对于文明的意义，肯定是大大超出餐桌的。
对于那种热闹之极的聚餐场景，有两种心态，你看看选哪个更舒爽——
一个是“回不去了”。
一个是“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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