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唐代绢画残片（吉美博物馆藏）
自从当年在巴黎塞纳河边的书摊和吉美博物馆初识敦煌，引发艺术情感的轩然大波，敦煌就成了爸爸心中的圣殿，去敦煌也成了他渴望的朝圣之旅，令他朝思暮想，无法释怀。
1942年冬天，爸爸离开重庆到兰州去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43年2月，他终于带着他组织的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那里黄沙漫天，生活苦不堪言，工作更是困难得常人难以想象，但是亲眼看见了那么多神秘绚丽的壁画、彩塑，亲身感受到了一千多年古代艺术的神奇魅力，爸爸完全陶醉了。
1943年晚秋，我们的家从重庆搬到了敦煌。那年我12岁。
去敦煌的旅途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一路上，我们全家坐的是那种带篷的卡车，箱子放在下面， 箱子上铺着褥子，人从早到晚就坐在上面，嘉陵刚两岁，妈妈抱着他坐在驾驶室里。重庆、 成都、绵阳、广元、天水，我们在路上整整走了一个月。
40年代的莫高窟外景
快到莫高窟的时候，站在路口迎接的爸爸兴奋地高声招呼: “到了，到了，看啊，看见了没有？那就是千佛洞！那是九层楼！还有风铃！” 他极力想引发妈妈的激情，妈妈却没有明显的反应，只是紧紧抱着嘉陵，护着不让他着凉。
这是平生第一次来到莫高窟，可惜不记得那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是1943年的十一月几日了。只记得已经是冬天，千佛洞前大泉河里的水已经完全冻结，变成了一条宽宽的、白白的冰河。
大泉河的冬天
千佛洞的天好蓝呀！
第二天一早，晴空万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千佛洞上空明澈无比的蓝天。爸爸问妈妈：“你见过这么蓝的天吗？”蓝天之下，人的心情也豁然开朗。
千佛洞是莫高窟的俗称，当地老百姓的叫法，当年很少有人知道莫高窟，人们都把沙漠里那千年的石窟群称为千佛洞。
爸爸兴致勃勃地带我们看千佛洞，那就是他抛弃一切非去不可的地方。冰冻的大泉河西岸，凿在长长一面石壁上，蜂房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蔚为壮观，却因风沙侵蚀、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衣裳。然而走近石窟，又可看见一个个没门的洞口里透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方知那灰头土脸的外表下隐藏着神秘的美丽。
一路都是银白色的参天杨，时值冬季，树叶落光了，枝干直指蓝天，更显得挺拔俊逸。四周安静极了，随风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爸爸说那是九层楼的风铃。他带我们进入洞窟，在洞口射进的阳光照耀下，里面有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铺天盖地，色彩绚丽，我不明白这是些什么，只觉得好看，新鲜，神奇。在明明暗暗的一个个洞窟走进走出，就像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里。
莫高窟雪景
爸爸带着妈妈看窟里的佛像，它们都是很好看的彩塑。爸爸就讲故事吸引妈妈，告诉她这里为什么都是彩塑而不是石雕，给她介绍各个朝代不同时期的彩塑风格‧‧‧‧‧‧妈妈跟着爸爸在石窟里走啊，走啊，她毕竟是学艺术的，一旦置身这浩瀚的古代艺术海洋，面对那么多生动美妙的彩塑、壁画，怎能不动心？过去她只见过西方的单色雕塑，对这种集雕塑、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的彩塑闻所未闻，一无所知，所以一路看下来她也兴奋得很，旅途上的疲惫和不快就忘得差不多了。
在千佛洞我们没有像老师说的那样住窑洞，敦煌的自然条件不同于陕北高原，本来就没有窑洞。在中寺我们只有一间住房，房间很小，睡的是土炕，旁边还有个小炉子，可以烧些开水， 火温则通向土炕。爸爸妈妈带着嘉陵睡在里面，我一个人在外面，搭了一个行军床。房子虽小，但妈妈爱清洁，很会收拾，什么都很有序，把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挂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分隔内外的隔断，帘子下部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妈妈追求的就是舒适的环境， 再简陋也是整整齐齐的，很温馨。洗脸没有脸盆架子，爸爸就充分利用空间，发明了一个卡在墙角的三角板架，把洗脸盆放在三角板架上，上方的小三角板架上放着镜子。爸爸很热爱生活，很会动手处理这些问题，那个自制的三脚板架非常实用，我们家用了它好多年。2004 年研究院重建了常书鸿故居，这些家用物品如实地保留着。
常书鸿与同事们在研究壁画
有了聚集起来的第一批人马，爸爸身先士卒将研究所的工作一步步启动，像艰难地滚雪球似的，很快又有后来者被吸引而来。凡是愿意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爸爸都欢迎，很快， 他在国立艺专时期的学生董希文、张琳英夫妇，周绍淼、乌密风夫妇，还有李浴、潘繁兹等人，都从大后方陆陆续续来到了千佛洞。
爸爸除了解决研究所的生活问题之外，特别下力气的就是种树。我们刚到的时候，整个千佛洞唯独窟前有长形的一片杨树，其他地方都是光秃秃的。爸爸明白，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所以他从冬天就开始筹备春天种树的事了。他在千佛洞生活了几十年， 每年都要种树，绿色从最初那唯一的一片逐渐向北面延伸，越来越多，今天已经到处郁郁葱葱，比之当年有天壤之别，爸爸真是功不可没！
在河西中学读书时，学校放假我必回千佛洞，尤其是暑假，那时的天气是一年里最好的，我可以蹬着“蜈蚣梯”，跟着大人爬进蜂房般的洞窟临摹壁画。我喜欢进洞画画，特别主动，不用大人催。妈妈说:“你别上洞子，放假了，好好地在家里。”我说：“不，不！”我看见谁上洞就跟着，看他们怎么画，我就跟着学。
后来有几个洞子我是跟着乌密风、周绍淼去的，在第159窟，中唐的文殊、普贤两个菩萨特别完整，他们两口子一人画一个，我也跟在后面画，大家都说我这个小孩画得也很不错，听到夸奖我就画得更来劲了。画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有关壁画内容的不少知识，对临摹方法也有了不少体会。爸爸还安排董希文辅导我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中国美术史。
常书鸿绘《莫高窟庙会》（1952年）
晚上，大家清闲下来，又没有娱乐的地方，爸爸就组织画速写，就在中寺前后院之间的正厅， 两头连起挂两盏煤油灯，请当地的老乡做模特儿，大家围在那里画，气氛非常好。在爸爸的画集里，有的速写记录的就是集体画速写的场面，上面还有我的影子。另外，磨颜料也是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当时临摹都用马利牌的广告色，这些颜料都得从遥远的重庆等大城市买， 非常困难。爸爸他们做试验利用当地的土红泥可以和红颜料，黄泥做黄颜料，就发动大家动手研磨泥巴，自己做颜料。傍晚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院里、屋里人们各拿一个粗碗，一边聊天一边研磨颜料。条件太简陋了，但是大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都很愉快，爸爸在他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形容当年的气氛是“乐在苦中”，真是准确极了。
文章来源：敦煌书坊，摘编自《人文甘肃》（五），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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