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集团的中心人物是年轻的皇帝本人。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很难超越此前对颇有争议的顺治帝所做的各种诠释，来获知这位清初君王的真实性格。耶稣会士的记载将顺治帝描绘成睿智且敏感的人，他几乎皈依了天主教。一些人强调他的佛教倾向，标志是顺治帝在佛教圣地浙江天台山的塑像。我们在此处看到的顺治帝温和文雅，嘴角挂着淡淡微笑，身着帝袍，头戴僧冠。中文传记将他描绘成爱走极端的人，时而暴怒，时而安静地读书和沉思。一些人甚至推测顺治帝很可能就是贾宝玉的原型，贾宝玉是18世纪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中反复无常的主人公。但是最不堪的是顺治帝遗诏中所勾勒的他的形象，这份遗诏中的大量内容是四辅臣和太皇太后于1661年共同伪造的。遗诏中的顺治帝是一个悔恨不已的统治者，对拒绝满洲传统、忤逆母亲以及沉迷于汉人风物感到后悔。
或许有一天，会有传记作家筛选这些解释，发现真实的顺治帝。但这不是本研究的任务。年轻的皇帝在他的时代有许多传奇故事，我们对这些在17世纪60年代激发起四辅臣集团活动的传奇很感兴趣。顺治帝遗诏是为适应新政权的需要而伪造的，因而是一份十分有价值的文献。顺治帝遗诏较多地流露出四辅臣的态度，或许反映了大多数满洲征服精英的情绪。通过把顺治帝遗诏中的要点与17世纪50年代的事件和著名人物联系起来，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接下来十年的政治史。
开始时必须要提到一项困难。众所周知，由两位学士在垂死君王的榻前所拟就的遗诏草稿，被一名侍卫拦下，交给了太皇太后。在1661年2月5日公布遗诏前，太皇太后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修改了遗诏。但无法确定的是，最终的遗诏中有多少是被伪造的。由于顺治帝在统治时期频繁地发布诏令，公开贬抑自己，难题由此而来。或许这种自贬的趋向是由其健康欠佳发展而来。顺治帝一直多病孤僻，身体孱弱，时常吐血，他可能还感染了肺结核。顺治帝的性格中或许还有自讨苦吃的一面，这驱使他自惩。据记载，顺治帝于1659年闻知明朝遗民郑成功进攻南京一事后极为恼怒，拔剑砍坏了宝座。因为这些性格特征，遗诏中所列的一些“罪”或许是顺治帝悔悟的真实表达。
举一个顺治帝遗诏中或许是真实自贬的例子：“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他曾在1653年阴雨连绵的8月发布上谕：“乃兹者淫雨匝月，岁事堪忧，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小民艰于居食，妇子嗷嗷，甚者倾压致死，深可轸念，揆厥由来，皆朕不德所致。”以上应该是出自同一人之口。顺治帝一再宣称是他的过失。在遗诏之前，他最后一次自责是在1660年3月：“十有七年于兹，乃民生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焦思竭力，治效未孚，负上天之简畀，愧祖宗之寄托，虚皇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
因此，正像顺治帝统治时的形象一样，在遗诏中，皇帝的公众形象反映出他是一个易怒、忧郁甚至暴躁的人。他以沉迷于传统汉人信念的统治者姿态出现，认为皇帝的性格是国家善政或恶政的来源。但如果遗诏中的这一部分是真实的，那么重要的一点是，未来的四辅臣和太皇太后故意在最后的遗诏版本中选择留下这些内容。这些话不仅提高了遗诏的可信性，也将顺治帝描绘成满洲人想让他呈现的样子。四辅臣和太皇太后希望满洲征服精英能绕开这样一个不受喜欢的人，并热情支持新的领导。
然而，遗诏中许多“罪”是此前顺治帝在宣告自己德行有亏时所不曾提到的。在这些内容中，顺治帝不是笼统地陈述个人不足，而是专门谴责其近侍和主要政策。这些条目很可能是在草拟的遗诏被截下之后添加的。遗诏中的这部分内容显示出四个主题：（1）顺治帝对宦官的倚重；（2）他对汉族官员和明朝制度的强调；（3）他对满洲将领和满洲传统的漠视；（4）他对孝献皇后之爱超过了对自己的母亲。在顺治朝后期的背景下探讨这些主题，我们可以认识到四辅臣集团的许多政策的基础。下列所述的是顺治朝后期的一段政治史，四辅臣，或许还有许多满洲征服精英的认识应是如此。
遗诏中特别列出了顺治帝任用宦官作为侍从并依靠他们提出建议：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
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采取严厉措施消除宦官的政治影响。多尔衮意识到明末的猖獗党争皆由宦官所致，于是不再以宦官充任自己的贴身侍从，废除了许多宦寺机构及职位。顺治帝在1653年颠覆这一政策，此时他开始调派宦官作为皇帝助手。1653年7月，顺治帝设立了一个由宦官和其他非正式谋臣组成的私人官僚机构，称为十三衙门。17世纪50年代末期，十三衙门处理着主要的行政和财政事务，为政治问题和官员任命提供建议，这足以使皇帝同文武官员相隔离。与十三衙门相关联，最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顺治帝最宠信的宦官吴良辅和心腹佟义。令多数满洲征服精英沮丧的是，顺治帝创立了一个在功能、人员甚至名字上都与明末声名狼藉的二十四衙门有着骇人相似性的机构。顺治帝没有像后来的皇帝一样选择汉人包衣担任内务府官员，而是转向宦官和其他可靠性令人怀疑的投机分子。旗人、包衣以及宦官均有资格在十三衙门任职。吴良辅因收受京城内外官员的贿赂而很快证实了满洲人对宦官的忧虑。1658年，顺治帝训斥吴良辅贪腐，但仍保留了他的职位，只是说要对未来此类不谨之举予以惩处。顺治帝终其统治时期一直极宠信吴良辅；在他驾崩前的五天，吴良辅信佛出家，顺治帝还病榻起身，参加他的剃度仪式。
尽管满洲人将十三衙门的设立，解释为顺治帝回归朝廷腐败的汉人模式的明证，但顺治帝或许还有其他动机。顺治帝不是没有察觉到宦官的危险性。他在1653年和1655年发布上谕，列举了明末宦官所犯的诸多罪行，特别举出了17世纪20年代权阉魏忠贤的例子。顺治帝承诺控制宦官，限制他们的数量，将凌迟处死任何插手朝廷事务的宦官。但是，顺治帝认识到自己所做决定的风险性，他或许相信十三衙门是他对抗满洲政敌、重申自己权威的唯一希望。直接的威胁是济尔哈朗集团，这一集团在17世纪50年代早期借顺治帝的名义崛起，却不将顺治帝当成实力人物。另一威胁是顺治帝的母亲，稍后章节会讲到，她竭力干涉顺治帝的个人生活。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顺治帝可能被吴良辅等人说服，他们可以压倒自己的政敌，而不会重蹈明末的弄权。因此，十三衙门提供了顺治帝集团的权力基础， 孤立济尔哈朗集团及皇太后，使得皇帝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掌控了朝廷。
除宦官外，顺治帝身边还围绕着其他非满洲同党，他们中的大多数为顺治帝出谋划策并作为宗教同道而非政治支持。顺治帝统治末期，禅宗僧人在皇帝随从中十分突出。顺治帝酷爱超自然力量，深信自己前世是僧人。他花费大量时间冥思，与关系最亲密的两个和尚性聪和道忞进行讨论。顺治帝还劝说孝献皇后、皇太后和数名宦官接受禅宗信仰。据当时的西方人记载，著名的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也是顺治帝的亲近之人。多尔衮摄政时期，汤若望因翻译西方的数学著作并在西洋算法的基础上修历而得到奖赏，晋升为钦天监监正。年轻的顺治帝掌权后，汤若望仍受到清廷的赏识。顺治帝不仅赐给汤若望一些最高的帝国荣誉，甚至还同意汤若望不行叩头礼。皇帝对这位耶稣会士的喜爱或许源自汤若望所掌握的西洋科学知识，而非在信仰上皈依天主教。然而，汤若望认为，如果不是碍于第六诫（指天主十诫的第六诫“毋行邪淫”。——译者，）他就能够改变顺治帝的信仰。据汤若望所记，顺治帝“无法克服肉欲”。
在满洲人看来，皇帝与汤若望、吴良辅、佟义、性聪、道忞之间的交往是满洲国家衰败的症候。以十三衙门为代表的新兴贪腐机构取代了“淳朴旧制”。宦官、僧侣甚至天主教徒代替了曾经侍奉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满洲谋臣及汉人包衣。
顺治帝遗诏中伪造部分的另一主题是皇帝对汉族官员和明朝制度的强调。伪造者认为顺治帝有汉化的倾向：“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为证明这一点，顺治帝遗诏的炮制者指向了刘正宗，他深受顺治帝宠信，极有权势，也格外贪腐。顺治帝遗诏称刘正宗是“偏私躁忌”之人。据说，刘正宗能保留官位仅仅是因为顺治帝的“优容姑息”。刘正宗是山东籍进士，1652年晋升大学士，次年任吏部尚书。从这一点来看，刘正宗能够为家族和朋友带来财富与声望。其弟刘正学，尽管先前为著名的明遗民兼海盗郑成功效力，但仍被委以武职。其结拜兄弟刘芳名担任总兵，从刘正宗处得到了许多帮助。刘正宗的一些友人和下属，经他推荐而获得官职，他们利用职权进行贪占。有汉人御史在1660年弹劾刘正宗时评说道：“正宗之友如此，正宗为何如人耶？”刘正宗又被劾言语偏谬，其审讯案件后上呈虚假供词，未曾奏明李昌祚反叛之事，以及犯下各种财务不法行径。
对于满洲征服精英而言，刘正宗代表着汉人中最恶劣的为非作歹者。谢国桢认为，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最初参与党争的人过世后仍长期延续。谢国桢称，顺治帝统治时期的主角是代表着魏忠贤残余的冯铨，以及代表东林党的陈名夏。谢国桢已经注意到，冯铨和陈名夏所荐之人通常是宦官的支持者或是东林党的支持者。
1653年，陈名夏被劾结党，于次年坐绞论死。陈名夏的案例有助于重新理解顺治帝统治时期的党争问题。弹劾陈名夏的是著名的汉军旗人宁完我。所列罪名为欲复明朝衣冠、反对剃发令。借处死陈名夏，顺治帝在这些问题上似乎直接站在了满洲人的立场上，也证明了他并非对统治之下的所有派系都宽容对待。刘正宗的家族因其弟与郑成功领导的反清活动有所关联而受牵累。他一度得到顺治帝庇护，因而是皇帝“偏用文臣”“见不肖而不能退”的另一实例。刘正宗的事例对于满洲人而言，是贪腐和党争的典型实例，也可以说是晚明此类现象的余孽。由于刘正宗遭到广泛的反对，顺治帝最终决定惩处他。1660年12月，顺治帝斥责刘正宗，下令罢免他，家产半数充公，分与旗人，但他本人从宽免死。
顺治帝统治时期发生的其他事件也许强化了满洲人的论断，即顺治帝受到明朝先例的强烈吸引。1653年2月，15岁的君主与内院大学士们谈论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的皇帝。大学士们说出了几位帝王，其中一位汉大学士认为是唐太宗。顺治帝反驳道：“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顺治帝继续解释道，洪武帝在颁布规章条例时效率最高，所颁条例广泛且周详。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顺治帝遵循着这一判断，对包括内阁、翰林院、都察院在内的几个汉制机构和科举制度给予特殊关注。他还旌恤数名晚明官员，并为最后一位明朝皇帝举行特殊祭礼。也许顺治帝公开表态只是为了吸引持有不同政见的汉族士人和官员，可许多满洲人的结论是，他们的君主已经滑向了凡明皆好(Mingism）的不好境地。
遗诏还批评顺治帝忽视满洲官员和满洲传统。对于这一点，遗诏清晰地写道：“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此处主要是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的怨怼情绪写入遗诏。顺治帝集团的出现使他们新获得的权力丧失了。四人传记的书写者几乎没有记录1653—1661年他们生活中的大事。1657年，遏必隆先后获得少傅、太子太傅的荣衔，但是这些名誉上的奖赏并没有伴随着政治势力的增长。苏克萨哈参与了湖广、江南诸省的数场平叛战役：在江南战场上，他指挥着战船，因六战连捷而获得顺治帝的赞许。但是苏克萨哈也没有得到政治权力。
与上述两人遭受同样挫败的索尼和鳌拜，则通过向顺治帝提出有益建议来消磨他们在顺治朝的时光。例如，索尼于1660年8月进呈了一份敏感且考虑周全的奏疏，内容是清廷面临的一些问题。他认为百姓受到压迫，应追究惩治那些不能奏报地方情形的官员。索尼批评清廷偏私高级将领的做法。他提议只有在战役中取得功绩的将领可以允许传袭爵位。他请求清廷宽容对待居住在边地的百姓，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朝廷的法令。他悲悼满洲王公和旗人所犯下的过分举动，如强迫摊贩降价卖货，偷盗商贩的木材。而鳌拜的关注点只集中在军务上。1656年，鳌拜上疏请求每三年皇帝主持一次综合性的军事检阅，以便考核满洲将领。他希望军事检阅能包括比武射箭，甚至是最高级别的将领和侍卫也要参加。鳌拜继续强调了对良好军备的需求，事实上，他还亲自训练一些年轻的兵丁。顺治帝在1660年发给兵部的上谕中，称赞了数名经鳌拜训练的武进士，他们骑射技艺俱佳。所有的这些年轻武官都被任命为侍卫。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sokankan.com/article/19867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