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依靠官府势力以及钱庄生意发家，固然没有错，但清朝政府并没有给予胡雪岩太多的支持，反而胡雪岩为清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捐输和借款。仅仅凭借钱庄生意，胡雪岩是不可能短时间积聚大量财富的。胡雪岩的发迹是借助漕帮进行垄断性商业投机，官商存款也仅是给胡雪岩提供了周转资金。
传统观点认为胡雪岩依靠官府势力发迹，成为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关于胡雪岩的史料留存下来的很少，仅能从清人笔记或小说中找到他的一些记载，往往带有个人偏见，正史中因为胡雪岩被治罪抄家，故意贬低避讳，仅有左宗棠、曾纪泽在奏折或日记有所提及，但也很零散。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胡雪岩依靠官府存款发家，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钱庄单靠兑进兑出赚钱是不可能在短时间积聚大量财富的，再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兑进兑出都是有很大风险的。刘体仁《异辞录》卷二里说，“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银肆”，“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1]官商存款是胡雪岩做生意的本钱，用来周转，而做生意的手段是进行垄断和投机，这是他迅速发家的根本。
进行垄断性商业投机，清政府是不会支持这种行为，靠票号的力量也不足以垄断，胡雪岩做生意依靠的就是漕帮。而关于胡雪岩与漕帮的记载就更少了，仅见于民间传说和小说，即便将漕帮的历史深究一遍，也很难找到十分可靠的线索。这一方面是胡雪岩晚年被抄家，赀材散尽，没有留下文献；另一方面，漕运改海运，漕帮受到官府压制，转入地下，漕帮与胡雪岩这样官绅背景的人往来，是不会往外传的。即便如此，还是能从民间传说中了解到胡雪岩与漕帮的联系。
据《浙江海运全案》记载：“江苏海运始于道光六年，浙江海运始于咸丰三年。”[2]咸丰三年，所有南方漕帮停止河运，改行海运后，造成了江浙一带粮船水手大批失业。咸丰二年，清廷试改海运，因湖州一线漕船搁浅，胡雪岩受王有龄之托，到上海购粮海运。当时除了官府征粮外，粮食基本控制在漕帮兴办的粮行里。胡雪岩在粮行里打听到，兴武帮有十几万石粮食要卖，于是结识了兴武帮的旗丁魏老太爷。兴武帮是上海的主要漕帮，号称“松江九帮”，是准军事化组织，当时在上海是仅次于小刀会的第二大帮会。胡雪岩因说出是替海运局办事，犯了漕帮的忌讳，先被抓进漕帮的庵堂，后来胡雪岩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情义，说服了魏老太爷同意替海运局办事。不仅如此，胡雪岩还取得漕帮的信任，被尊为“爷门”。爷门，即门外小爷，虽不是漕帮之人，却是漕帮的长辈，地位仅次于前人和弟老。这样胡雪岩在漕帮说话就有了分量，办事就顺当多了。漕运改海运一事促成了胡雪岩与漕帮的合作，为胡雪岩在上海发展自己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漕帮是由师徒关系构成的纵向性封建帮会。地方分部互不统属，经常为本帮利益发生械斗事件，但漕帮仍然是统一的组织，每到漕运季节，各漕帮头目都要聚众进行决策。漕帮由南至北七十二个半码头，七十二小闸，仓房共计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通漕共一百二十八帮半，漕船共计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半。漕帮垄断了大江南北的运储业，再加上兑银兑米，漕帮也控制了大清每年的捐纳。由于漕运改海运，南漕和北漕发展呈现不同变化。南漕基本就成为空架子，手里虽然有米，但兑换不成现银。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依靠官商存款，渐有起色，基本上垄断了江南的兑进业务，在此基础上，还开办了当铺。胡雪岩曾说：“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银行。”胡雪岩开阜康钱庄，很少经营兑出业务，即贷款业务。不经营贷款业务，钱庄就无法赚钱，还要给付存款人利息。胡雪岩“在文襄公西征，转输军食，深资其力，师捷后膺卓荐。观察盛时，理财之名大著，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3]胡雪岩既给朝廷提供大量捐输，又能富可敌国。据此可推测，胡雪岩利用钱庄存款做垄断和投机生意,而要形成垄断，就必须有一个垄断组织，这个垄断组织就是漕帮。
胡雪岩最终也败在投机的垄断生意，“沪上大贾与外洋贸易，蚕丝为最，胡每岁将出丝各路于未缫时全定，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恨甚，乃相约一年不买丝，胡积丝如山无售处，折耗至六百余万金。”[4]
胡雪岩第一次投机生意，是与漕帮的尤五一起投机上海的丝价。胡雪岩通过漕帮打探得知小刀会起事的具体时间，他断定一旦小刀会举事，丝价必然大涨，事先在上海囤积了大量生丝。果然如胡雪岩所料，丝价大涨，胡雪岩和漕帮大赚一笔，这也巩固了他与上海兴武帮的关系。漕帮与胡雪岩里应外合，借助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局，一面吸收存款作为垄断资本，一面操纵银价、丝价，这使得他在短短的十年内富可敌国。南方漕帮在与胡雪岩做生意中逐渐将自己势力扩展至上海，上海逐渐成为漕帮的活动中心。
胡雪岩透过漕帮的关系，逐渐与江浙地区的商会和帮会建立的联系，这是他商业发展的人脉基础。但胡雪岩依然是传统的中国商人，在与洋人的商战中，由于自己判断失误，造成资金链的断裂，发生了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漕帮在这次危机中损失也较大，南方漕帮真正发生分裂，各自为政，直到清末解体。其余部在上海依然很有势力，最终发展为民国的青帮。
参考文献：
[1]刘体仁：《异辞录》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
[2]黄宗汉：《浙江海运全案初编》，椿寿纂，浙江粮道库，1853年。
[3]陈云笙：《慎节斋口存》胡光墉篇。
[4]许一士：《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5]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学苑出版社，2005年。
[6]陈国屏：《清门考源》，联谊出版社，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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