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穿梭在工业区通向出租屋的街道上，和那些扛着大包小包，拉着行李箱的人们擦肩而过，不由驻足思索，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他们满载着打拼了一年的丰收，脸上挂满了急切与亲人团聚的期盼和喜悦。步履匆匆，仅仅把背影留在了大街小巷，和满大街琳琅满面的年货一同，揉进了商家高声播放的喜庆的节日音乐里，显得格外映景。
而我却似乎是一个例外，丝毫没有感觉到这祥和的氛围与我有什么关系，即无新奇，也无期待。不知从何时起，我对过年就不再有憧憬了。
一转眼，三年光景就这样被岁月偷走了，在我又一次离开的这三年里，家乡有什么发展吗，家里的变化大吗。我并不很清楚，只有偶尔和母亲联系时才能获得些模糊的印象，也许，我也该回家看看了。
我要工作到腊月二十四才放假，现在回家的人那么多，等我回家时应该就不会太拥挤了吧，想着便打开APP查看，无票，这完全在意料之中，也就并没有感到失落了。
但欣慰的是，终于可以坐火车直达我们市里了，在此之前，这是只有做梦才能发生的事，因为，要么在成都转车，要么就在广州转车。若嫌转车麻烦，也可以选择汽车和飞机，但都很贵，一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最近打招呼的内容也换了个模式，同事见面就随口来一句，“过年回家吗？”有时一个早上能收到好几个这样的问候。我常冷不丁的回一句，“抢到票就回，没抢到就不回了。”同事便立刻换了张惊讶的表情补充道，“啊，还没抢到票啊，那肯定回不去了。”家人也常期待的试探，“过年回来不，那谁谁谁都回来了，说好多年都没见过你了。”我带着些许的遗憾回答，“想回，就是抢不到票啊。”
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奋战，我抢到了回家的火车票，本想着能有一张站票光顾就谢天谢地了，却居然抢到了硬座，这让我激动不已。
我的行李很简单，是临行前一天晚上收拾好的，两套衣服，够回家这几天换洗就行了，四桶泡面和一些水果，是带在车上吃的，一本用来打发时间的书，一个充电宝，还有洗漱用品。
K380在深圳东站的始发时间是13:28，我平时到深圳东一般需要一小时四十分钟，以防堵车等意外发生，便预留了两小时坐公交和地铁的时间，担心春运期间人流量太大，就又准备了一小时取票、过安检、进站等排长队等候的时间。十点半出发，就这么定了，我在心里一遍遍的盘算着。
腊月二十五清早，本想睡个懒觉，好好补补接下来的两天睡不好觉的损失，却早早的就醒了，逐一想了一遍有没有落下什么重要的东西，似乎没有，不过可以带一双拖鞋车上穿，这样脚会舒服些，想罢便起床去准备。
离出发还有两小时，突然觉得时间好富有，不知该做点什么合适，想着将要吃两天的泡面就让人反胃，不如做一餐饭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吧，最好是能做得清淡些，可以减少水的摄入，不然在火车上排队上厕所实在太痛苦了。
既然决定做了，干脆就做两顿的，哪怕做得简单些，可以吃一顿再带上一顿。
我把饭煮上，同时蒸进两个红薯，就出门去买菜了，在超市里逛了逛，便打定了主意，娃娃菜炒香芋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有意思的是，在分饭时，我却犹豫着是多吃点好呢还是多带点好。呵，无论怎样，不都是自己通吃么，想到这便把自己都逗乐了，不过可以肯定，一定让那些吃泡面或吃车上的快餐的乘客们羡慕死了，要是有人问是在哪买的，我就自豪的告诉他，自己做的。
把厨房和房间收拾完毕，终于可以出发了，拉了电闸，还是有些担心阳台上的花草们，于是又给它们浇足了水，总算可以放心了。
路上空空如也，无比顺畅，公交车像是行驶在乡间的马路上，一切都要比想象的顺利得多，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到了火车站，取票、安检、进站几乎也没怎么排除，这完全颠覆了我对春运的一贯认知。
候车场所像是临时搭建的，米白色帆布棚顶下面，被铁栅栏隔成一条条连接着检票口的通道，里面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大部分都站着，有的斜靠着栅栏，还有的坐在放倒的行李箱上。
扫视整个候车场所，居然没有一张座椅，早到的乘客不知已经等候了多久，而且大家还要继续等上一个多小时，这让我有些恼怒，紧咬的牙缝间嚼不出一丝人性化的滋味来。
周围不时传来阵阵乡音，好似故乡就在眼前，我站在家门口的河湾里，听着河水们哗啦啦地拉家常，我清清嗓音悠长地吟诵：乡愁是一组长长的铁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
二
腊月二十七中午，我坐在从县城发出的汽车上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快到镇上了，母亲有些按捺不住兴奋的问：
“我来接你不？”
“不用。”
“那我做饭等你吧。”
“不用，你们先吃，给我留点就行。”
“坝里有人过世，你爸你弟都去帮忙了，就我在家，早饭吃得晚现在还不饿，你在镇上等我吧，正好要置办些东西，然后一起回来热一下早上的剩菜剩饭就够吃了。”
从我家往返镇上需要十四元车费，大部分东西在村里或乡里都能买到，即便贵一点，也不至于超出来镇上的车费，母亲晕车比较严重，换作平时，除非必须来镇上才能解决的事情以外，她是不会轻易来镇上的，所以我猜测，置办东西大概是次要的，来接我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我站在候车的路沿边不时朝街道的方向张望，迫切的想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搜索到母亲的身影，时间仿佛在飞速的流逝着。
当看到母亲手里拎的东西时，便证实了我的猜测，她走路的样子显得有些迟缓，头发还是和以前一样，夹杂着少许银丝，但脸上的褶皱明显又增添了许多，不变的，是那一脸慈祥的微笑，熟悉而亲切，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穿这么少，冷不。”母亲在我跟前停下脚步关切的问道。
“不冷，不过家里气温还是比外面低很多。”
“这几天好多了，前段时间更冷，割点猪草手都僵得痛。”
我这才注意到，母亲肿胀的双手上全是绯红的冻疮，有的已经结痂，有的才刚刚挠破，边缘浸着零星血渍。
村里的公路比前几年破旧了许多，乡村巴士的门窗不停的发出刺耳的晃荡声，车缓缓停在我家对岸的路旁，母亲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撑在膝盖上，哎哟一声，才从车的台阶上把身子吃力的挪下来，“多坐一会儿这脚就动不了了，”母亲轻轻晃着膝盖，以便可以渐渐恢复行走，“有时走着走着就没知觉了，一跤就摔下去了。”
还没进家门，突然听到有狗狂叫着从屋里跑出来，母亲呵道：“自己人哒，不准咬。”黑狗便摇着尾巴用头去蹭母亲的裤腿，嘴里发生咕咕的声音，像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期待着吮吸。
“走开，小心踩着你。”母亲说着弯腰用手去拨开黑狗，“黏人得很，每回出门都要跟好远，有时要赶它几次才肯回来。”我心想，这不跟我小时候一样嘛。
母亲放下手里的东西就匆匆忙忙的系上围裙进了厨房，里面的陈设依然如故，三心灶台大气敦厚，它才是厨房名副其实的主人，天气越是寒冷，我们就和它靠得越扰、越久。自从家乡的煤矿关停后，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灶台就成了我们家的闲差了，但它做为灶神载体的地位在我们心中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每次进入厨房，不自觉的就向它靠拢了，总想把手伸出来烤烤，幻想着一簇簇从沉睡中苏醒的火苗，活脱脱的从灶心里蹦跶出来。
比我更依恋灶台的，大概要数大灰猫了，只要吃饱喝足，它就圈成一团没日没夜的在温暖的灶台上睡大觉，偶尔站起来伸个舒服的懒腰，然后又拉长了呼噜继续睡。而今，灶台上早没了它的踪影。
电饭煲的气孔里吐着白气，母亲用一旁的电磁炉炒着菜，我想做点什么，又似乎什么忙也帮不上，有些畏手畏脚的，明明是个主人，却跟个客人一样，好不习惯。
吃饭时，桌子上几乎全是肉，没等动筷子，似乎已经腻了几分，“快吃，多吃点，今年的猪一颗饲料也没喂，肉特别香。”母亲催促道。我夹了第一块后，就没有停下来，一口气吃了好多肉。
黑狗坐在母亲面前，把下颚靠在母亲的膝盖上，一声不吭。灰猫和母亲坐在同一条长板凳上，不停的叫着馋吃的，“来嘛，闹得厌人。”母亲夹起两块肉分给它们。这么好的肉，我正心疼着呢，只见它们狼吞虎咽的一口就下去了。
“特别管事，经常捉到好大的耗子，捉到就叼给我看，来邀功。又不咬死，翻来覆去的玩累了才吃，有时一只还吃不完，剩下的我就扔外面去，它饿了又找回来吃。”母亲越说越有成就感，索性把筷子塞进端碗的左手里，“我看电视就过来这样挨着我，”她用腾出的右手向我比划，“冷了就从这儿悄悄的爬到怀里来，有时候它这样从膀子上爬到我肩膀上来，然后坐在上面就不动了。”母亲往嘴里送了一口饭，向面前扫了一眼，“狗也是，我在哪就挨在哪，我不走它也不走。”黑狗似乎听懂了什么，歪了歪脑袋看着母亲，依旧一声不吭。
我的目光不停的交织在猫狗身上，渐渐对它们生起感激之情，感激它们这么负责任的替我陪伴着母亲，不离不弃的一起生活在这孤独的河湾里。可是，再动情的表达，又且能被领会呢，倒不如给点吃的来得实在，于是，我把盘子里最大的两块肉挑给了它们。随后，两双眼睛便一直紧跟着我的筷子一起晃动。
“别喂了，”母亲阻止到，“每天都要煮好多肉给它俩的，它们自己碗里的都没吃完，现在屋里这么多肉，我一个人又吃不过来，有的熏得不好洗的都直接割来喂它俩了。”我这才想起来，去年母亲向我诉说的那些苦。
母亲每年都会养上两头肥猪，一头出售换点整钱，一头做为年财过年时杀了吃。不巧的是，去年在邻省云南镇雄爆发了非洲猪瘟，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行动起来，一经发现疫情，将对周边三公里内的所有生猪进行集中清缴处置。
对于农民来说，那一道道的通知和政令，来得比瘟疫更加可怕。他们辛苦一年好不容易把猪养大，结果可能是白辛苦一场，什么也没捞着，还要赔进去很多粮食。虽然瘟疫尚未降临，但乡亲们早已被笼罩进了瘟疫所带来的恐慌之中，大家认为，与其到时候被政府把猪拉走，倒不如现在把猪杀了留着自己慢慢吃。
母亲很是不舍，当杀猪潮接近尾声时，才艰难的作出决定杀了第一头猪，在侥幸与压力中煎熬的度过一段时间后，疫情的阴霾并没有散去，我家的另一头肥猪还是被杀掉了。也许，这已经是降低损失的唯一办法了，家里还有两头母猪和一窝猪娃，这些都是万万不能再杀了的。大家都在无力的祈祷着，愿瘟疫不要降临。
平时只有母亲一人在家，两头猪的肉是无论如何也吃不完的，我劝母亲今年不必再养肥猪了。“还是得养，”母亲坚定地说，“有的亲戚没有养，过年杀了一家送一点，自己养的总比街上买的要好吃些。”
三
我们家的猪每天都要吃掉两背篼的猪草，为了避免春节期间还要出去准备猪食，我想提前就准备好够喂几天的，这样春节就不会和平常一样忙碌了。腊月二十九早晨，我向母亲说了这个想法。
母亲告诉我，山上有几块地里收完红薯后，都撒上了白菜籽，专门种来喂猪的，割一些回来就够好几天的了，但她要我等她忙完家务后陪我一起去，“没事，我会，”我回答她，但她还是用看待城里人的眼神看着我，“小时候割猪草不都是我的事吗。”母亲咧嘴笑了笑，算是默许了，便告诉我镰刀和背篼在哪里，又给我找来一双水鞋。
到了地里，我发现占了一半多的地已经空了，上面裸露出还没完全腐烂的秋草和庄稼秸秆，还站着许多菜帮子，较早收割的菜帮子上又吐出了嫩菜芽，扫视着那些越来越浅的嫩菜芽，我在心里还原了一遍整个收割被一天天推进的过程。
待割的小白菜葱葱郁郁的挤在一起，也有少许迫不及待的开出了一串串小黄花，散发着淡淡的芬香，叶子上趟着无数晶莹剔透的露珠，每一棵小白菜看上去都那么精神抖擞。我在地里无所适从的踱着步子，手里握着镰刀，始终不肯下手。
我心想，多么新鲜而翠绿的蔬菜啊，怎么就用来喂猪了呢，我在深圳买的四元钱一斤的菜心，不但不新鲜，还有一截老得都咬不动了只能摘掉，而且它们还生长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工业污染之中，还伴有大量农药、化肥等有害残留物，我却时常自欺欺人的安慰自己，眼不见为净，要计较这么多的话，干脆什么也别吃了。哎，想想我家猪的生活，就让人好生羡慕。
不行，实在太可惜了。我放下镰刀便去摘菜心，翻来覆去的把所有菜心都摘出来，剩下的再割给猪吃。
母亲见我背着猪草怀里抱着菜心回来，便笑话到，“园子里的都吃不过来，还去跟猪抢。”我羞愧得脸颊有些发热，觉得严重欺负到咱家的猪了，它们吃点菜心怎么了，用得着自私到这么过分么。
看来，我的到来并不都这么受欢迎，至少，咱家的猪是不太待见我的。
这件事突然让我意识到，城乡之间的鸿沟已至如此之深，市民在城里，花着高昂的价钱，却依然吃着不健康的果蔬、海鲜、肉制品，而农村自然生长着很多健康的蔬菜，却只能用来喂猪，这不仅造成了很多优质资源的浪费，也使其农民收入降低，生活缺少保障。
是否有一条途径，可以推动城乡有效互动，营造多赢局面，让农民和市民都成为受益者呢，我思索着。
四
依照习俗，春节里是不杀生的，所有的宰杀都会在年前完成。大年三十，弟弟杀了家里的鸡鸭鹅各一只，我帮着拔毛，母亲忙着炸酥肉、做豆花，偶尔跑出来和我们搭讪上几句，有时她忙着手里的活，扭着头从敞开的厨房门望向我们，一个人也说得很起劲。
鸭子的毛是最难拔的，它长着很多浅毛和绒毛，很容易造成轻松拔下长毛，留下浅毛和绒毛让人焦头烂额，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拔毛，倒不如说是在推毛，只需顺着鸭毛的方向，用拇指贴着鸭皮往下推，这样就能将绒毛和浅毛夹杂着一带而出了。相比而言，鸡毛就好拔多了，因为只有头上和翅膀下面长有少许绒毛。
鹅比较耐烫，我拽了拽翅膀上的羽毛，还不能轻松拔下，便把它的整个身子翻过来，继续躺进开水里，让双爪露出来，先脱去上面的皮和指甲。
“再加点开水不。”母亲问。
“不用，水还挺烫的。”
“都养了七年了，好老了，不行你就一根一根的拔吧。”母亲建议我。
“那早就该杀了。”
“舍不得，”母亲在油锅里捞着炸好的酥肉，“它特别乖，自己去河里放，天还没黑就回来了，鸭子比较贪耍，有时天都快黑了还不回来，它就出去找，找到了就张开翅膀，扑腾起水花嚷嚷着把鸭子们赶回来……”
母亲继续讲述着，而我抓着鹅爪子的手似乎有些酥麻，心里泛起一阵难受，我握着的分明就是一个忠诚的管家的手啊。我若能早些时候听母亲讲起，是绝对不会答应杀掉它的，或者，我若能避开春节回来，它大概就能躲过这一劫了。
其实，我对鹅一直都没什么好感，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养了27只小鹅，那时我家还没搬到河边来，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到河里去放鹅。
河两边都是稻田，只要一不留神，在河里散开的小鹅有的就偷偷钻进稻田里去了，有的稻田常年蓄水，泥泽可以没过膝盖，我进去后就被淹没在秧林里了，只能通过分辨小鹅的叫声传来的方向去找寻。在稻田里穿梭不了一会儿，身上就被秧叶边缘的锯齿割出了道道血痕。
更可恶的是，好不容易把稻田里的小鹅赶出来了，却发现河里的小鹅不见了，它们都跑进了别的稻田里，急得我啕啕大哭，慌慌张张的又去找别的小鹅，还要不时的顾及着不能再让刚赶到河里的小鹅又溜走。
每天都要无数次的数着鹅的数量，当它们挤在一起或无序穿行时就很难数正确，一但发现少了，便又是一场崩溃。
每当暴雨将至，我就要把小鹅赶回家避雨，面对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我早也是心急如焚，跺脚不止，可鹅们依然是不急不躁，像是一群醉汉晃着身子一摇一摆的散着步，有好几次，暴雨淋湿了我瘦小的身体，我又崩溃到放声大哭，泪水和雨水汇聚在一起，不停的流进嘴里。
每天和鹅待在一起，像仇人一样在一起，它们夺走了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机会，我像看守犯人一样管着它们，内心注满无限孤独。
直到它们长大后，直到田野里的稻子收割完，直到它们能够独自找到回家的路，我终于解放了。
五
正月初二，三姑一家到我家走亲戚，同时去坟地里给爷爷拜年，我和母亲也一同去了，三姑问我：“杨大好久走呢。”
“初五。”
“没耍几天哒。”
“初八要上班，不走来不及了。”
“走远了就是这点不好，路上太耽误时间了。”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一天也没歇着。”母亲插话说着，“啥活都跟着干，累得直叫唤。”
“我们这个不也是，见你忙不过来也跟着干。”三姑示意着身后的表弟，“说比上班还要累。”
“你们在家都累了一整年了，我们再累也就这几天，又能累到哪里去嘛，平时光电话里心疼你们有啥用，还不如看看这几天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呢。”我似乎未经思索就脱口而出了。“就是。”表弟应和着。
我突然意识到不该说出这些话，虽然它一直荡漾在我的心里，也许，让它永远留在心里才是最合适的，那样，我便能随时咀嚼出不同的味道来。
年前，大家都盘算着往家里赶，聚过亲朋，拜过先人，年就算是过完了，大家又如年前一样，盘算着往外面赶，年复一年，未曾间断。过不了多久，村里的年轻人又将所剩无几，村庄又要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沉睡。
20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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