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朕言朕语
清代官方借贷是针对农耕进行的最能促进社会经济恢复、最具社会诚信塑造效应的官赈制度。官府在春耕夏种、青黄不接即民间“乏食”“缺种”之际，向饥民借贷籽种钱粮、耕牛农具等恢复农耕所需的基本物资。是灾后农业生产及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迅速恢复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成效良好，不仅加强了民众对清统治的认可，稳定了地方统治，也塑造了民众的诚信行为，对清代基层社会结构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清朝前期借贷制度的内容
经过康雍时期的建设及积累，清朝国力逐渐强盛，府库充裕，赈济物资富裕，借贷经验不断积累，灾荒借贷制度的建设在乾隆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开始了系统、全面的建设及完善，能更多地根据灾民的实际需求制定政策。故清代灾荒借贷制度的确立及定型完成于乾隆朝，将中国传统灾荒借贷制度推向了新高峰。
仓谷借贷的收息、免息制度
乾隆朝借贷最能体现制度公平性及特殊性互补的措施，是灾荒借贷的收息及免息制度。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年岁丰歉决定收息或免息，平年及丰年执行不同的收息标准，而灾年借贷口粮籽种可以免除利息。此后在实践中更是推行以灾情分数确定借贷是否免息的制度（借贷以八分收成为限，以上收息、以下免息），进一步完善了借贷免息制。
清代灾荒借贷制度的确立及定型完成于乾隆朝
借贷期限及借贷数额制度
乾隆朝对灾民借贷籽种口粮的归还期限及数额做了详细的规定。
一是确立“春借秋还、秋借春归”的基本制度，根据灾情分数确定偿还日期。常规灾情借贷期限可按上述原则实施，一般情况下灾民借贷的钱粮，都是只需要还本，无需收利的。若是灾荒时间过长、灾情严重、地瘠民穷、灾民无力偿还的地区，一般会延期1-2年或分期征还，甚至规定借贷无力偿还者予以部分或全部免除。
二是明确规定限制灾户借贷籽种的数量及田地的数额，根据田亩数额决定借贷数额（10亩以下借谷三斗，20亩以下借谷五斗，30亩以下借谷八斗）。借贷的粮食，一般按照先麦后谷、先陈后新的顺序借给，并在保结手续齐全之后当面借给。
兵丁借贷饷银米粮缓期归还制度
灾荒发生后，驻防兵丁也会受到影响，驻军的稳定是地方政局稳定的基础。故清代的灾荒借贷还对驻防各地受灾的八旗兵、绿营兵，形成了系统的兵丁借贷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受灾兵丁从司库内借支的饷银两年内扣饷还款。可见兵丁借贷偿还期限超过了普通灾民借粮一月或遵守春借秋还的期限，表现了兵丁借贷宽于民众借贷的特点。
受灾兵丁从司库内借支的饷银两年内扣饷还款
借贷耕牛粮草与禁宰耕牛制度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耕牛对灾区再生产的恢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清代统治者对耕牛极为重视，耕牛借贷是乾隆朝灾荒借贷制度中较关键的措施，这与耕牛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
为保障灾民在灾荒中有能力饲养耕牛，由官府给灾户借给牛草。并明确规定灾荒时不能贱卖、宰杀耕牛，如有违反即行严惩，既包括了对宰杀、贩卖者的处罚，也包括了对知情不报者的处罚及对宰杀耕牛地区官吏的处罚，并严格按照宰杀、盗窃、买卖耕牛的数额，处以枷号、杖刑、充军、流放等刑法。
完善借贷失信处罚制度
乾隆朝完善灾荒借贷制度的典型表现，是对借贷腐败及不诚信行为的处罚，尤其是有借无还、滥借滥贷等的处罚，制度极为严格。
清代的借贷失信不时出现，一些投机取巧的灾民借贷后，即便年成较好、有能力还贷时也拖欠不还；有些毋须借贷的灾民，也想方设法借贷钱粮，并希冀与其他灾民一起得到豁免等行为，不仅失信于乡里，也失信于官府。对此，规定对失信地的乡保等官员实施连坐惩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一些经济境况稍好，但拖延偿还、企图多贷的灾民的不良借贷行为，有利于需要小额借贷度过危机的贫困灾民，对灾后恢复再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清朝难民
二、清前期官方借贷制度的社会效应
灾荒借贷措施对灾民的生存及社会生产的恢复、对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传统官方灾赈中官民同心抗灾减灾的重要实践，不仅帮助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失信惩罚的实施在客观上培养了灾民诚信意识，换言之，该制度塑造了民众灾害自救、诚信自助的文化传统及社会心理。
促进灾区农业的复苏及经济秩序的恢复
清代的借贷制度是传统经济恢复最有效的保障，稳定了社会秩序，维护了传统专制统治。
灾荒借贷制度的确立即顺利实施，使所有受灾民户，不分极贫次贫，只要三分灾以上的地区均可免息借贷，当年或次年秋后归还，保障了灾民在农业生产恢复期间的生产能力，灾民不会离乡流亡，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统治者不使灾民“失所”的灾赈理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及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清王朝以灾赈收揽民心、巩固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
兵丁借贷是借贷制度中对社会稳定最有效的措施。各地驻防兵丁是统治稳定的保障，也是社会混乱的根源。兵丁的灾荒借贷制度使兵丁衣食无忧，不与百姓争抢粮食，安心驻防，有利于平抑市场粮价、稳定地方社会秩序。
此外，禁止盗卖宰杀耕牛的刑法在较大程度上阻止了耕牛的流失，使耕牛数量能保持相对稳定，保障了官府及民间有充足的耕牛调配、协调，保障了借贷资源的充裕，使救灾物资的筹备得以有效进行，保障了灾区经济秩序的顺利进行，这也是重农思想及其政策在灾赈中的体现，也保证了官赈目标的实现。
禁止盗卖宰杀耕牛的刑法在较大程度上阻止了耕牛的流失
借贷免息、豁免制体现了专制统治的温情特点
清代借贷免息及豁免制度，减轻了灾民的负担，官府成为贫困灾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依靠，使冷酷、专制的君主政府在制度层面上表现出关心底层民众的温情。
清前期免息借贷制度及措施，使不同灾等的民户都得到了救济，在文字表述层面表现出了官府没有遗漏受灾民众的制度优势，使专制政权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民众更认同、接受官府的统治，缓和了官民关系，统治者更加顺利地获取、稳定了民心，其入主中原的政权合法性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清朝还经常因节庆、皇恩、战争等原因豁免借贷钱粮，这体现了传统专制统治中不规律的、人为制造的灾赈“温情”。在传统专制统治体制下，常颁布免除处罚、赦免罪犯的特赦令，以达统治者显示皇恩浩荡的“惠民”之“至意”。
此外，灾区借贷及其豁免是清代灾赈中最宽松、最显温情的制度。灾民借贷钱粮的免除，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了灾民负担，尤其连年被灾的灾民保存了再生产能力，体现了统治者“体会黎元疾苦之至意”，也在最大程度上缓解了官民关系，官府获得了民众拥戴。
灾区借贷及其豁免是清代灾赈中最宽松、最显温情的制度
塑造了民众的诚信行为及其互助自救的心态
中国传统灾赈中的很多赈济方式尤其无偿赈济钱粮的措施，使灾民度过危机，达到了拯灾民于水火、稳定社会统治、缓解或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作用，但却让灾民养成了“等待”“仰靠”皇帝、官府无偿救济的依赖心理，加重了灾荒中不积极自救的“惰性”传统，成为极易让灾民流亡或陷于危机甚至死亡绝境的糟粕文化传统。
但借贷制度却发掘了灾民积极自救、互助、官民合作共渡难关的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内涵，成为可与“以工代赈”相媲美的、能促进灾民自立奋发、互助自救等优良社会行为的灾赈制度。
借贷偿还日期、数额等制度及相关措施的实施，塑造了民众的诚信心态及行为。借贷制度对借贷钱粮的数量、归还时间等都有明确详细规定，大部分灾民到期都能偿还，长期受灾确实无力偿还因“皇恩”等被豁免，这种制度长期执行，凝成并培养、塑造了传统社会中“有借有还”的诚信行为及文化心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传统社会心理塑造及形成中较为有益、值得提倡的制度及措施。
而这种诚信不同于民间借贷或其他社会行为的诚信，是官方与民众双方构成的诚信整体，是处于弱势的民众对掌握国家政权的官府的负责行为，虽然期间会有个别民众因种种原因失信，但绝大多数民众都因为得到官府信任度过危机，就有了保存基本诚信的能力，能按期、按量偿还借贷物资，逐渐树立起了淳朴守信的借贷原则。
借贷制度却发掘了灾民积极自救、互助、官民合作共渡难关的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内涵
此外，借贷的“罪责官负”原则及对失信官民的惩罚，促进了官、民之间相互诚信模式的建立，达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积极效果。清代灾赈借贷制度通过灾荒中官方借贷出农耕恢复所需要的基本资源、对借贷官员道德操守的制约，基本达到并塑造起了官方对民众的诚信行为，同时也达到了对借贷者诚实守信的人格塑造作用及社会整合的作用，使官民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化解和谐了紧张的官民关系，提高了官府的公信力。
该制度的实施，还在客观上抑制和阻碍了高利贷分子趁灾荒之年向灾民发放高利贷、增加灾民负担的不法行为，是灾民增加了对官府信赖力，更重要的是，借贷制度的持续推行及具体实践，还达到了社会道德的示范及传承等积极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与延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塑造了灾民积极自救自助的传统行为及积极心态。官府的灾赈措施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需要激发灾民积极进行生产自救的集体行为，才是灾赈之道，也是灾区经济恢复最根本的办法。因此，促进灾民自救是灾赈制度最合理、向上的社会目的。清前期的借贷措施无疑增强了灾民再生产的能力，给了灾民积极自救的基础及物资保障，是塑造灾民奋发自救、自强互助等传统文化心态的良性制度。
结语：清代的农耕借贷是中国灾区传统农业社会恢复及重建过程中成效最好的官赈制度。但任何制度的推行都存在利弊的两面性。清代灾赈借贷制度的建设及成效，确实达到了中国传统灾赈借贷制度的巅峰，但也存在灾情畸轻畸重地区灾民借贷不均的状况，借贷中也存在腐败及诸多失信行为，制度在一些地区存在不能落实或是徒有虚文的情况。不过良性、诚信的行为仍占大多数，制度在帝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都能顺利实施，其对社会诚信道德的影响总体来看是正向的。
清代贫苦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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