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暑殿铲史官
古代中国是一个巫风相当盛行的国度，尚巫之俗由来已久且影响至深。而众所周知，宋代素以文教兴盛、科技发达、思想深邃而享誉后世，但其尚巫之风依然弥漫朝野，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后果。
一、时代背景下的巫风炽行
宋代，信鬼尚巫之风沉渣泛起，在如下几个因素的刺激下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绝非危言耸听。
宋代阶级矛盾自始至终十分尖锐，为巫风的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北宋的建立，虽结束了中唐以来天下分裂动荡、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但广大人民的苦难并未因此减轻。宋代既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又不断将因“冗官”、“冗兵”、“冗费”所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转嫁到广大民众身上，人民不堪重负。
终宋一代，阶级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当时不少农民起义，便或多或少地借助了巫术以发动民众，比如宋代历史上著名的方腊起义，便是以巫术蛊惑民众。当人们的苦难、冤屈在现实社会中无法解决时，自然便容易为鬼神巫术所煽动，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
终宋一代，阶级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
宋代佛、道世俗化的负面影响。
中国佛、道在经过彼此间的长期明争暗斗后，至宋代，将主战场逐渐转向民间信徒的争夺上。随其向民间的不断渗透，世俗化的特征日益凸现。这虽然有利于二者影响力的提高，但亦带来某些负面影响。
与巫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道教自不用说，就连早期以佛法神迹立世的佛教，不仅因自身异化而衍生出大量如“白莲宗”、“白云宗”之类的异端教派，还不断受到民间杂神淫祀的侵蚀。如，佛教在收服杂神淫祀于佛门之下的同时，也将一些民间巫术的因素引进了佛门，以致许多地方出现杂神、佛祖同庙共祀的现象。
而一些巫师也趁机浑水摸鱼，或混入道士队伍，或滥用佛、道名号。结果僧人、道士和巫师混为一谈，以致在江南出现了“僧巫”之称。所以如济公那样神通广大、法力无穷的佛教俗神偶像崇拜在当时社会的出现决非偶然。总之，宋代佛、道与巫术的搅和，为巫术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开辟了道路。
如济公那样神通广大、法力无穷的佛教俗神偶像崇拜在当时社会的出现决非偶然
宋代统治者对巫术的暧昧态度，模糊了人们对巫术的认知。
宋统治者对巫术的态度十分矛盾：既担心它危及自己的统治而不得不加以抑止，又经不住诱惑或者妄图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恋恋不舍。
自西汉董仲舒改造先秦儒学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大力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表明皇权与神权相通，企图借助神权维护政治统治。赵宋统治者除继承前代祭天拜地祀神的一些做法外，为掩蔽其对外战争的失败和无能，则更刻意地借助鬼神巫术来欺骗人民，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标榜其统治的合法性。如宋真宗屡屡宣称自己梦见神人，又多次制造天书下凡，并不惜炮制赵宋皇室乃轩辕黄帝后裔的谎言。
宋代统治者想借助鬼神巫术愚弄人民，自己亦难免为其迷惑。如北宋末年，开封被围，以钦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竟然相信老兵郭京使用巫术——“六甲法”可以退金兵的妖言，结果招致开封沦陷、北宋灭亡。
宋代统治者的愚昧之举，固然意在麻痹人民，但客观上对宋代巫风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靖康耻
二、宋代巫风泛滥的表现
巫师队伍庞大
宋代民间活跃着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巫师队伍。宋代统治者虽禁止民间巫术的传习，似乎收效甚微，许多人无视禁令，仍以各种方式传习巫术，甚至出现了不少世代家传巫术的所谓“巫家”。
宋代巫师的数量虽然难以统计，但一些数据却有相当的说服力。如仁宗朝时，江西洪州有巫师“一千九百余户”;神宗朝时，虔州的巫师达“三千七百家”。区区一州之地尚且如此，何况全国。宋代巫师阵营之强大、数量之惊人由此可见一斑。
广泛的信奉者
就影响而言，宋人不信佛、道者甚多，但不信奉某种巫术或祠神的却不多。普通民众因愚昧无知、贫困无聊而信奉巫术，容易理解，而一些丰衣足食的官僚士大夫似乎也经不住巫术的诱惑。如神宗时大臣谢景温迷信巫术, 置女巫于家，对其言听计从。
纵观两宋三百多年间，尚巫之风愈来愈盛，流播越来越广，大江南北，无不染及此风。即使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两浙地区，亦是“俗信巫鬼”。甚至北宋统治中心也不例外，如京东西地区，凡小村落，皆立神祠。
纵观两宋三百多年间，尚巫之风愈来愈盛，流播越来越广
信巫不信医
信巫不信医的情况在宋代南北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以江南为甚，以穷乡僻壤的贫苦民众更为普遍。这些地区的民众对巫医不仅仅是信奉，而是中毒至深或者说如癫似狂。
当时人们之所以迷信巫医，固然有生活贫困、医药很不普及的原因，但迷信思想在人们头脑中作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鬼神既能福佑人，亦能祸祟人，人之所以生病，主要是厉鬼为害、恶鬼附身，只有请巫师禳除恶鬼方能病愈，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巫医深信不疑，而对医生、医药往往持怀疑的态度。如此又促使一些医生治病时也兼用巫术，巫、医间纠缠不清。
热衷于淫祀
如果说迷信巫医还主要盛行于部分落后地区的话，那么热衷于淫祀则从另一面反映了巫术活动所具有的全国影响。
宋代淫祠之多难以统计，虽然各地官员厉行捣毁淫祠，仍拆之不尽、毁之不绝，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巫风的泛滥不无关系。淫祠既是尚鬼神思想的物化象征，又是巫师凭以惑众的工具和从事巫术活动的场所，当时各类淫祠往往与各地原始巫教结合紧密，所祠者多为“妖神”、“邪神”。如有祠妲己的神祠，甚至有祭祀狐狸的祠庙。
民间祠庙
三、尚巫之害猛于虎
巫术与宗教想比，固然能一定程度上起到精神安慰的功效，但宗教的结果乃报之于来世，带给人们的是美丽的幻想和无穷的追求。而巫术则不然，现世现报，这就决定了它麻醉作用短暂、幻想破灭迅速的特点，所以尚巫的结果必然是追求狂热却得不偿失。因而巫风的泛滥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毒害广大信徒的身心健康
宋人信鬼尚巫，源于对鬼神巫师的崇信或畏惧心理，希望通过敬鬼事巫活动，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于是一些黑巫师借题发挥，故作神秘，加重人们的恐惧心理。比如有一些巫师，每当有疾疫泛起，便四处宣扬“厉鬼为疫”；还有一见人生病，便声称此乃恶鬼附身，吓得病人不敢就医，只得听凭巫师摆布，致使许多染病者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于非命。
原始巫术信奉血祭，宋代巫风的泛滥诱发了杀人祭鬼之俗的回潮。这种祭鬼形式相当恐怖残暴，对此朝廷虽屡次下令予以禁止，但收效甚微，因为许多人迷信杀人即救人的妖言。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人轻信自杀可成神的鬼话。如两浙的吴兴地区，人们竟然相信人自杀后立庙祭祠，便“可得为神”，于是人们“皆以杀人为喜”，一年中就有好几十人因此送了性命。
这种落后而愚昧的习俗，不知葬送了多少无辜小儿、妇女的性命。巫俗之害人、巫俗之草菅人命在此得到最充分的暴露。
原始巫术信奉血祭，宋代巫风的泛滥诱发了杀人祭鬼之俗的回潮
影响广大民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
人们不惜人力、财力地敬鬼事巫，无非是求得消灾避祸、家和事兴，其本意无可厚非，哪曾想到求福不成反招来无端的烦恼。如在婚丧之事中，巫师往往假借巫术之名向主人索要钱财，破财误事倒在其次，许多人家甚至因此被搞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更有一些巫师及市井无赖之徒，借淫祀活动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民众。如南宋漳州境内有数百所淫祠，各自有名目繁多的迎神之礼。在迎神活动中，巫师往往拦路索取，多者十千，少者一千，其势“严于官租”。百姓仅有的一点财力，就在信鬼尚巫活动中被消耗殆尽，日常生活大受影响。
甚至有一些地区为了祭祀鬼神而大量宰杀耕牛。造成地区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败坏社会风气
信鬼尚巫的风气，犹如一种社会腐蚀剂，不仅腐蚀着社会肌体，还毒害着健康的社会风气。它不仅麻痹人的心志，使不少人丧失了进取之心，一心幻想鬼神的佑助，不劳而获，甚至迷失了不少人的本性，泯灭了他们最起码的天良。当时，视染病的亲戚邻里为陌路或置染病父母亲人之生死于不顾者有之；杀亲生子女祭鬼者有之；用黑巫术诅咒他人者亦有之。
信鬼尚巫的风气，犹如一种社会腐蚀剂，不仅腐蚀着社会肌体，还毒害着健康的社会风气
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
民间信鬼尚巫活动，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社会治安问题。如诸州每年有很多群众以祭赛鬼神为名进行集结，这种大规模的非法集会活动，本身对社会秩序就是一个冲击，再加之不少不法分子趁机捣乱，问题就更加严重。
一般情况下，民间的信鬼尚巫活动，巫师求钱谋利，民众祈福禳祸，为害尚浅，不会对王朝的统治构成大的威胁。但如果任其恶性发展，它就有可能危及到社会的安定，以致王朝的统治。如一些巫师游荡于社会，妄言人生未来及祸福，他们往往故意迎合人们的愿望，刺激部分人的不法之心。如神宗时，蓬州人李士宁，游历京师，出入王公大臣之门，甚有声名，后来竟妖言鼓动太祖后嗣、宗室赵世居谋反，酿成著名的“赵世居案”，牵连甚众。
像这种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人尚禁不住巫师的蛊惑，那么被统治者视为“愚民”的普通民众则更容易为其煽动了。如宋仁宗天禧二年，京师有人讹称“帽妖食人”，搞得京师人心惶惶，军营亦骚动不安。
结语：信鬼尚巫之俗发展到宋代，本当愈加消弭，但由于阶级矛盾的推动、佛道世俗化的刺激、统治者的误导，反倒呈现出沉渣泛起之势。巫风泛起，流播全国，染及社会各阶层，浸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它犹如一种社会腐蚀剂，蠹政害民，毒染世风，祸乱家国，成为宋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民间信鬼尚巫活动，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社会治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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