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凯利

「本文原载：《公众史学》第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说明 * 英文版原载：Robert Kelley, “Public History: Its Origins, Nature, and Prospects,” in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 no. 1, Autumn 1978, pp. 16–28. ©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该文由黄红霞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讲师）翻译。

作者简介与导读

罗伯特 · 凯利（1925—1993）：美国公众史学运动的先驱，曾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学教授，一生所获荣誉颇丰。凯利长期致力于学校之外的各种活动，这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学校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学院知识应该服务于社会需求。凯利的著作包括：《黄金与粮食：加州萨克拉门托山谷之水利与采矿之争》（Gold Versus Grain:The Hydraulic Mining Controversy in California’s Sacramento Valley, Arthur Clark, 1959)——开创了历史顾问作为州政府专家证人的先例，《跨越大西洋的信仰：格拉德斯通时代的自由 – 民主精神》（The Transatlantic Persuasion: The Liberal-Democratic Mind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Knopf, 1969），历史教材《美国过去之形塑》（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Past, Prentice-Hall, 1986），以及《美国政治的文化范式》（The Cultural Pattern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First Century, Knopf, 1979）——通过思想史与政治史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探索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凯利作为咨询专家与证人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州水利纷争。在他看来，国家需要更多的具备历史专业技能的人才，不少的职业亟须那些经过历史学训练和相关职业领域，如博物馆、档案馆、历史协会、历史保护组织、政府政策制定机构等的人的参与。这一远见卓识激励凯利和他的同事 G. 韦斯利 · 约翰逊（G. Wesley Johnson）创建了美国第一个公众史学的本科与研究生项目，为公众史学的第一份学术期刊《公众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全国性的公众史学机构——美国公众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奠定了基础。

在《公众史学：起源、特征及展望》一文中，凯利提出了“公众史学”的定义，论述了历史的实用价值，并详细介绍了美国首个公众史学项目创建的背景、过程、课程设置与意义，对后来美国各高校公众史学项目的设立具有深远影响。

简言之，公众史学是指历史学家在学术界之外，比如政府、私营企业、媒体、历史社团和博物馆，甚至私营企业就业，以及历史方法在学术界之外得以运用。只要公众史学家参与公共进程并发挥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就在发挥作用。当某个问题需要解决，某项政策必须被制定，某种资源需要被使用或者某个活动必须得以更有效地规划时，公众史学家便应召而来，引入时间的维度，这便是公众史学。

历史学家的视角

历史学家以独特的方式看待人类事务，并以独特的方式解释它们。他们本能地问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事务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现在的这种安排方式的？这本质上是一种基因范式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思维认为，我们只有挖掘出事物的起源、发展以及前因后果（causal antecedents），才能理解该事物。实际上，每一门学科都是由一群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的人组成的，这群人有着共同的感受能力。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如何在纸上表现这个世界，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的大脑对我们所感所想的过滤方式是多么不同。这种差异或许在绘画中表现得最生动明显。在画家的画布上，希腊村庄成了一个个原色块。而在一位对形状和线条尤其敏感的艺术家的笔下，同样的希腊村庄却变成了一个结构上相互连接的平面几何图形。当一群社会学家试图解释越南战争的起因时，政治学家会大谈特谈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社会学家会把军事天才们的成长变化和美国人从他们的清教徒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种族主义视为越南战争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学家则会强调人们对资源和市场的追求。每一种观点在它自己的假设中都是合理的，每一种观点都帮助我们尽力获得一种更全面的理解。

思考模式几乎一直只存在于学术界中，只用在那些时间很久远的问题上，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历史和艺术、人文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历史能创造出有趣的东西，它对人类精神至关重要，但它本身却没有什么直接用途。有修养的人应该掌握历史知识，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人们始终认为历史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仅局限于诸如外交政策或者白宫内政府管理这样的复杂领域里。

历史的实用价值

这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必须消除。因为历史分析方法不仅与国家命运或者战争、和平的问题有关，而且在当前每一种实际情形中都至关重要。假设我们要求一个陪审团审理一个有争议的防洪堤体系同盟，若是我们仅仅告诉陪审团水流量的数据和工程原理，那他们依然会拿不定主意，而且心有疑虑。若是有人告诉陪审团这个防洪堤体系同盟是几代人累积影响的最终产物，是人们在一次又一次洪水中经过不断摸索和实践后按照工程原理建立起来的，那么，陪审团的疑虑就会消失了，正确的裁决就显而易见了。再假设市议会之所以知道该市某个区，主要是因为人人都对这个区感到头疼：安全工程师头疼是因为那里的建筑太破旧，警察头疼是因为他们必须经常去那里“清理”酗酒者，评税员头疼它是因为这个区的税收正在下降。那么，市议会就会考虑用推土机和落锤来推倒重建这个区。若是有人告诉市议会这个区年代悠久并且具有历史特征，如果对这一历史特征加以保护或者恢复的话，将会丰富并充实该市的自我认知，那么，这个市议会将会改变它的计划，并开始想到把这个区变成一个“古镇”，想到该区的外观使用权（facade easement) 和它的复兴（revitalization）。

比如，一个决意全面修订公务员制度的州立法机构经常刚开始时雄心万丈，想着那些重大革新，信心满满地开始工作，但后来却从一项历史研究中了解到，在很早以前，人们其实早已尝试过了这些革新，而且发现它们还有待改进。比如，一个正在快速成长并且聘请了越来越多新主管的公司，需要一位历史学家来解释现行政策的起源和目的。因为如今的公司必须密切关注它的社会环境，所以它们需要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历史学家来解释为什么佐治亚州是现在这个样子，或者加利福尼亚州人过去如何响应某些议题以及他们将来可能会如何响应这些议题。再比如，一个城市想要就水权问题和周围灌溉地区打官司，那么它必须问一个有关历史的而不是有关法律的问题：它的水权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

这些例子包含了公众史学的另一个定义。当我们试图区分传统历史学与公众史学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在提出历史学家正试图解答的那个问题？在学院派历史学中，我们往往满足于人类理解自身过去的普遍需求，并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每一代人中普及对过去的理解。研究者们因为受他们特定的学术兴趣的激发，同时也因为觉得历史专业在有些地方对过去了解得还不够完整或者准确，所以开始着手研究某个他们个人选定的研究课题。赞助单位可能会提供资金来资助这个课题，也可能会拒绝提供资金，但是最初的选题是研究者们自己决定的。

在公众史学中，历史学家负责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他们扮演顾问、专业人士或职员的角色。有些时候，职业历史学家的学术兴趣和公众需求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在那种情形中，历史学家被召来根据他们已获得的专业知识来提供信息。比如国会开始对国家规划感兴趣了，就会召集最精通这一发展历程的历史学家来参加它的委员会听证会。或者国会可能突然要启动弹劾程序，就会成立一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顾问团，并要求他们解释弹劾程序。或者国防部启动了一项对基本政策的长期研究，便聘请那些已经在该领域成为权威的学院派历史学家来担任顾问。再或者环保意识出现了，所以历史学家就被请来提供相关建议，并在诉讼中担任专家证人。约翰 · 霍普 · 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最近向我们描述了在 1954 年最高法院受理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在对最终裁决起关键作用的证词展示过程中，律师是如何与专攻种族关系史的历史学家组成了一个团队并肩作战的。[1]

当学院派历史学家们以这些方式进行专业工作时，他们就是在实践公众史学家的角色。但是，只有当人们广泛承认历史学家的潜力，而且把历史学家当作职业公众史学家长期聘用，而不仅仅是当作偶尔参加公共服务工作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临时聘用时，我们才会看到历史学家大规模地——也就是说，不仅出现在华盛顿的各类工作场所里，而且渗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进入公共过程。

新方向

1975 年春，我和同事 G. 韦斯利 · 约翰逊在我的办公室谈起所有这些事情，并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突破要如何实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最好的方法是着手培训研究生小组的公众历史技能，向他们传达公众职业的观点，而不是学术职业的观点，并把他们一个个送出去，让他们通过工作展示他们的价值。凡事都是从小事开始，正如每一个学科在开始出现的时候所学到的那样。经济学家们必须首先展示他们的有用性，之后才会被重视，我们认为历史学家也必须如此。我们可能无法让整个美国立即行动起来一起雇用历史学家，但是我们能说服一些政府官员或者商业机构这样做——并从这里进一步推进其发展。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表明公众史学的观念行得通，那么，美国其他的机构将会开展类似的项目。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美国人将会习惯于看到历史学家们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参与决策过程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习惯于看到他们用其独特的解释和分析方法来影响正在被争论的问题，就像公共管理者、经济学家、工程师、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已经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政策制定出谋划策，并且已经成为经常参与决策过程的人一样。

这当然会促使历史学家就业范围的扩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奋斗的目标。很多年轻人喜欢历史，并且乐于有机会专业化地实践历史。让研究生阶段的历史学习继续存在，就意味着要保证历史系依然是个思维活跃的地方。这反过来也会促进教学以及更大范围的历史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但是，这一事业还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标。如今，身居要职的那些人并不总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尽管他们自认为已经这样做了。相反，他们都是根据当前的语境思考问题。行政职位的流动性很大，立法者们如走马灯般换来换去，因而，几乎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事情是如何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也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是什么导致了某个特定的政策，人们以前做过哪些尝试又发现过什么不足，以及人们什么时候是在重蹈覆辙。如果我们把年轻人送出去从事公众历史方面的工作，由此慢慢改变这一情形，从而让历史分析方法成为每一个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为美国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在大地方还是在小地方，以历史为依据的政策必然在构想上更合理，它们可能也更有效、更一致，而且人们也希望它们与人类现实更相关。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政策执行起来应该花费更少。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谁能说我们不会完全实现它呢？不过，比起那种支撑我们历史教学的基本信念——我们深信这信念通过某种无法具体描述的过程，造就了更富同情心的、更有见地的公民，并因而带来一个更文明的社会——这个目标就不算大了。每一种专业化工作都必须有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目标，哪怕这个目标我们可能实现不了，哪怕它的实现可能充满了人类的错误和无能。把历史意识引入日常事务处理中的工作性角色里，从而改变并改善整个美国社会的公共过程，这一目标意义重大。

榜样

幸运的是，公众史学的专业模式早已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它已经过充分验证而且早已成熟，尽管学院派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注意过它。我们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公众历史研究的研究生项目一直在不断邀请来自各类组织机构的职业公众历史学家来做讲座，这些人有的来自州政府和市政府，有的来自私营企业，有的来自历史保护项目，也有的来自历史社团。他们中间最能够代表公众史学全面发展的人或许是在联邦历史办公室工作的人。其中我尤其能想到的两位是：能源部的首席历史学家理查德 · 休利特（Richard Hewlett）和农业部的首席历史学家韦恩 · 拉斯马森（Wayne Rasmussen）。他们的职业生涯从微观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公众史学在每一个地方会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二十多年前当休利特和拉斯马森在各自的机构刚刚就职的时候，他们在机构里的存在基本上被大家所忽视。他们常年致力于对他们所在机构的工作和历史进行切实有用的基础研究，并据此书写叙事史。同时，他们所掌控的档案和文献资料之多，是他们机构里的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匹敌的。

最终，他们成了决策过程中越来越有价值的资源，他们的存在也得到了认可。高层管理人员开始向他们咨询各种问题。比如，这个政策过去是如何逐渐被采纳的？那个运作或者管理单位的起源是什么？机构以前遇到过这些特定问题吗？这些问题是如何演化的？慢慢地，人们所问的此类问题越来越多，历史办公室花在解答这些问题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到 20 世纪 70 年代，休利特和拉斯马森所负责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之前历史办公室只是个不见天日而且功能模糊的部门，似乎没人知道它的作用，如今它已经变成了决策过程的必要部分。在原子能委员会（后来被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所取代，如今成了能源部）的后期，休利特定期被请去做专员顾问，他和委员们坐在一起进行审议讨论。农业部最近一直忙于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彻底重检，拉斯马森也一直密切参与，为现存体制及其前身准备好历史性解释。

历史学家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演变；在理想情况下，只要一个机构建立了历史办公室，这种演变就会出现。但问题是要找到那个能够让有公众史概念的历史学家开展工作的合适位置。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每一个有显著规模的机构里必须建立一个历史办公室。但是，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很长时间。1975 年我们在酝酿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相信对历史学家来说，成千上万的城市和乡村层面的地方政府就是他们尚待开发的领地，那些地方几乎完全没有历史办公室。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历史学家布莱克 · 麦凯尔维（Blake McKelvey）在那里供职了几十年，如今约瑟夫 · 巴恩斯（Joseph Barnes）接任了他的职位。在联邦立法和城市发展项目的推动下，历史保护事业正迅速发展，而且看起来城市规划办公室也越来越需要历史学家了。但是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带领下的正在不断扩大的反税运动，可能会大大减少本该用于资助历史学家们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进入城市和地方政府工作的资金来源。

不管怎么说，将来不太可能有许多“前门”可进：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不太可能一开始就凭他们的专业能力被雇用并拿到一个恰当的头衔来开展工作。但是，应该有许多“后门”入口，它们不仅存在于政府部门中，而且尤其存在于商业机构中。现在就职于三井公司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劳伦斯 · 布鲁瑟尔（Lawrence Bruser）多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存在工作危机，只存在身份危机。实际上，历史学家的许多品质对于各种各样的组织都非常重要。布鲁瑟尔评述说，历史学家应该把自己看作信息管理方面的专家。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公众史研究的研究生项目的帮助下（以及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的资助下），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会议。最近一次会议邀请的是企业管理者。从这些人那里，我们得知，布鲁瑟尔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与会的这些企业管理者——他们代表着诸如道康宁（Dow Corning）公司、数据产品公司（Dataproduct）、惠普、美国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告诉我们，信息服务市场正在迅速扩大，而信息管理方面的专家非常紧缺。

这些企业管理者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员工队伍越来越需要分析师和规划师。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的人要具有历史学家传统意义上具备的技能和品质：能简洁清楚地进行叙事交流；渴望拓展性研究；对解决问题感兴趣；具有概念化的能力。大公司所看重的人，是那些擅长呈现事物、敏而好学、能快速抓住想法、有广博知识储备、了解更大的社会运作原理并且能够把事物联系起来的人。这样的人需要学习的严格意义上的“业务技能”相对来说很简单，一般与读报表和编程有关。

因此，我们预言，公众史方向的研究生将走上整个社会的各种岗位，或者是在政府层面，或者是在公司业务层面。他们将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担任一个专门指派的职位，而是作为规划师、分析师、内部信息流动的管理员、私营企业公共事务办公室的主管、管理者的助手等等。向他们敞开大门的职位种类繁多，不胜枚举，涉及媒体以及诸如医疗管理这样广阔的领域。当然，历史保护、博物馆等方面的文化资源管理职位的迅速增长，将继续为专业历史学家提供主要的就职场所。在那些地方，历史研究和写作是工作的核心。无论身处何处，受过公众史学理念——历史方法在解决问题和制定政策时尤其有价值——培训的历史学家们将成为公众史学概念的宣传者，并且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运用这一概念。简而言之，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历史专业开始试图扩大它在国家生活中的角色时，费边式的渗透战略为历史专业提供了应该遵循的模式。

公众史研究项目的培训

1976 年秋，我们的公众史学研究生项目迎来了第一批学生。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提供了三年的资助（主要作为研究生奖学金），在它的帮助下，我们招收了九名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和一名已经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在遴选申请者时，我们仔细查看过他们的档案材料，看看材料是否展示出了学生思想和性格上的敢于创业和冒险的品质。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将这一品质作为除了优秀学术表现能力之外，我们最优先考虑的条件。开拓是困难的，它需要某种韧性，需要准备好走自己的路，没有可以效仿的榜样，而且在公众史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已被认可的专业发展模式。

本质上来讲，公众史学课程是一种选择，是学生可以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第二条道路。我们制定这一课程是想让学生为我们认为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可能需要的必要技能做好准备。我们在前进过程中将继续学习，而且，在这个项目开展的第二年，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改善和改进课程了。该项目的重点是一个为期两学季的核心讲座，每一个硕士生和刚入学的博士生都必须参加。这个讲座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论坛来讨论公众史学的特征及其在伦理上的挑战：如果有人对作为员工的历史学家施加压力，并要求他们提供人们想要的结果而不是忠于事实的历史时，历史学家该如何保持他们的正直诚实？在核心讲座中，我们也请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已经在公共领域就职的历史学家来担任客座讲师。这已成为该项目最宝贵、最有成效的一个特征。它不仅让学生们直接了解了历史学家在学术圈之外可能从事的各种工作，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人脉和未来在这个行业中他们可能用得上的帮助。

在计划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与那些已经在公共领域就职的历史学家们进行过座谈。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学生们需要习惯于团队工作，这一点与学院派历史学家们的专业活动的惯常模式不同；而且，学生们还需要习惯于任务导向型研究。在公共领域中，他们将要经常致力于帮助他们的机构完成它的目标，而且，他们需要去探讨的问题——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将不会完全源自他们自己的兴趣，这一点与学院派历史学家们面临的情形不同。为了让学生直接体验这种团队的、以任务为导向的研究，该项目的核心讲座主要讨论的是圣巴巴拉城目前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求学生们共同研究该问题，并且写出可装订成册的历史研究成果；之后，他们的研究将会被用在城市的规划和运作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如何做以社区为中心的研究，这种研究不同于以图书馆为中心的研究（虽然图书馆资源如果可以找到的话，也同样会被运用）。他们知道了在哪里能找到城市的文献资源：投票办公室、勘测员的文档、法庭记录、评税员的记录、报纸档案、市议会会议纪要、私人房屋、地下室、满是尘土的阁楼以及私人回忆等等，我们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他们也学会了如何与各种媒体包括电视台合作，以便向民众传送已经获得的信息，而且，他们也在教师们的悉心指导下知道了历史学家的首要技能是什么，学会了如何从研究笔记中提炼出一篇叙事散文。同时，这个项目的学生还参加了其他的活动：举办该项目各系列的会议；编辑期刊《公众史学家》；学会诸如如何写项目经费申请之类的实用技能。同时，在第一个学季，学生们参加了一个有关规划历史及特征的研讨班，还参加了一个有关社会科学用途和历史研究中定量方法的研讨班。

经过这些各式各样的团队体验，该项目的研究生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团队意识，它大大促进并且强化了每一次学习活动。以前的研究生在研讨班中很分散，而且独自进行研究工作。公众史学项目中的学生则以一种以往的研究生无法企及的方式，获得了一种集体身份认同感和参与感；学生们相互帮助的程度，以及项目参加者之间个人关系的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研究生的体验。此外，野外考察也可以增强团队意识。每年，我们的这种考察都是去位于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州立文化资源管理办公室，参加它的历史保护活动。这些考察活动都与当地社区和州公园体系有关。如果有关项目和学生个体需求的讨论超出了规定时间而构成后续议程的一部分，学生和教师就与客座讲师一起去师生休息区进餐。

我们力劝该项目的学生到别的系从事诸如公共管理和商业经济之类领域的工作。随着我们有能力在其他系开发出相关课程，这或许会变成必要要求。我们仍旧要求学生掌握一种外语，并参加一门外语考试。我们还强调，历史学家不仅要能提供一种方法，而且还要能提供广博的人类历史，以及这种历史知识所带来的对政府、观念及社会机制的洞察力。因此，学生们参加精读研讨班，参加大量的合作研究，以便为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硕士水平综合测试（通常是美国历史方面的）做准备。在冬季学季，他们根据自己想选择的特定公众史学方向及其相关领域，开始进行个性化的研究。他们与一名本系教授一起工作，在诸如历史保护、规划、城市研究、技术史、水资源史、环境研究等方面开拓出一个特定的领域。这转而又引向了第二个硕士水平综合测试。

学生获得的实际经验

进校的第三个学季末，硕士班的学生开始（带薪）实习。实习按计划持续六个月，学生们将研究并撰写实习单位目前所关注的某个问题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实习单位的一位管理者和历史系的一位教授将会共同指导他们。如果学生完成研究并获得学校委员会的认可，那他们的研究就成了他们的硕士论文。

博士生参加第一年的大部分活动，但是他们不用准备综合考试，而且也不必参加实习。相反，按惯例，他们的项目学习目标是一系列博士水平的笔试和口试，以及一篇公众史学主题的博士论文。这些目标涵盖了三个历史领域的测试：一个是综合领域的历史；其他两个与公众史学的某个领域密切相关或者直接相关，这些领域对于激发公众史学的学术研究兴趣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博士生中有一位对技术史及当地社区的历史很感兴趣，由此做了一个规划合理的研究项目。另外一个博士生对航海资源管理的历史感兴趣，因而他将会有一种不同类型的学习体验。学生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要遵循一个总原则（这也是硕士论文的原则），即论文将是关于公共领域中一个或一组实习单位所感兴趣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与这个项目的第一届学生打交道的经历非常鼓舞人心，与第二届学生打交道的经历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学生有在城市实习的（研究水权问题、历史保护需求、市政部门的运作等等）；有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实习的（研究噪音污染和不断扩大的与周边社区的争论）；有在州首府的州长研究室实习的（研究该州公务员制度的历史）；有在国家公园管理局实习的；有在一家全国性公司的总部办公室实习的。在好几个例子中，这些实习经历要么让学生找到了长期工作，要么是用人单位承诺在学生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习后为他们提供长期的工作。有一个学生去了另一所大学做城市资源管理史方面的博士研究；有一个学生去了一家高等商学院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有一个学生正在准备创立一家公司研究环境的影响；有一个学生正准备加入加州的历史保护工作；还有一个学生根据他的实习活动，已经决定继续做这一项目的博士研究。第二届学生如今正准备出发去实习，他们要到旧金山市（一家私人基金会）、堪萨斯市（公务局）、洛杉矶市（一家私人企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如美国林务局、弗吉尼亚大学、私人资助的研究机构、联邦政府美国历史工程记录部门等去实习。

对于师生双方来说，这个项目比传统的课程艰巨得多。学生们不得不以紧张的节奏去学习，他们要掌握的技能也比通常硕士学习所涉及的更多更新奇。他们要学会如何开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要掌握口述史技巧以及媒体技术；要涉足公共管理课程以及经济学课程；要培养自己的计算机编程能力、分配研究任务的能力，并撰写出一篇团队文章，进行分析性历史叙述；要研究规划史；要召开会议；要在一家公立或者私人机构实习，从历史角度对公司或者政府的文档进行分析；要与身为“机构历史学家”就可能面临的各种伦理复杂性做斗争，但是，这些“机构历史学家”将会是做最后决断的人，因为证据说了算：所有上述这些事情都不是过去的历史学研究生们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一切似乎也带来了一种骄傲感和成就感，它为一个近年来已经变得不景气且丧失了目的的专业带来了一个清新的氛围和一种乐观的精神。对于参与该项目的教师们来说，他们最终的回报就是能与这些学生一起工作。因此，到目前为止，公众史学研究在我们看来似乎始终是一项值得投入（它所需要的）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业。这是一个有诸多风险的实验，但是，迄今为止，它为教师和学生带来的回报以及它的潜力，都使得这项工作比继续以前的老路要好得多，也更有意义。

注释

[1]参见约翰 · 霍普 · 富兰克林的《历史学家和公共政策》，该文源自 1974 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政策研究中心所做的“诺拉和爱德华 · 赖尔森讲座”（Nora and Edward Ryerson Lecture）：John Hope Franklin,“The Historian and Public Policy,”The History Teacher, vol. 11, May, 1978, pp. 380–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