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1533年—1606年），明代思想家，字庆远，后改字了凡，浙江嘉兴府嘉善县魏塘镇人，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他的《了凡四训》融会道教哲学与儒家理学，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提倡记功过格，在社会上流传甚广。
袁了凡
袁了凡与农田水利
事实上，除了撰写《了凡四训》劝导人们向善，他还是一位农田水利专家，对北方滨海地区的土壤改造做出了一定贡献。
万历十六年，浙江人袁黄以进士的身份，出任宝坻知县。明朝时期的宝坻，包括如今的滨海新区（塘沽、汉沽和大港）和宁河区（雍正九年从宝坻分出）。这些地方地处沿海，土壤盐碱度高，庄稼收成十分不好；而且由于地势低洼，海水倒灌、河水泛滥也很严重，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计。因而，明朝时期的宝坻是一个民不聊生的贫困县。
天津地图
到任之后，他一边组织助贫赈灾，一边思索“精准扶贫”——改变百姓贫穷状况的治本之策。他一次次到海边滩涂巡视，游走于水洼湿地。海水的上溯和浸泡造成了成千上万亩咸卤湿渍，只能生长芦苇和水稗草，当地人对家乡失去希望。但作为父母官，袁了凡想起了家乡——江南水乡的淡水稻田。在他看来，这些地可以改造成生长稻米的良田，应当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绝地逢生。
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了凡四训》
他博览古代农书，农耕知识丰富。为了指导百姓改善土地，便结合家乡嘉善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编著了《宝坻劝农书》。这是天津地区第一部农业专著，比徐光启来天津试验种稻、写作《农政全书》早二十年。“南稻北种”的做法为袁了凡赢得了“天津种稻第一人”的称号。
《劝农书》与农业技术的传播
《宝坻劝农书》的篇幅不大，但内容还是较为丰富的。全书共分八篇，分别是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治、粪壤、占验。其中一部分是辑录了古代农书中的相关内容，另一部分则是结合家乡嘉善的经验、结合宝坻实际提出的适合北方农业的经验，尤其是田制、灌溉、粪壤三篇。
田制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在他之前，渤海沿岸地区充满盐碱，无法发展农业因而民不聊生。为此，他在书中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方法：
夫田，因地制宜，其形不一，三代井田最善。今江南围田水旱有赖，北方亦宜效法也。除梯田、架田之属，非吾邑所宜者皆不开载。
即认为北方也应当效仿江南的围田，而不适合北方地形的梯田和架田则不采用。为了创造适宜水稻种植的条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改造盐碱地。《宝坻劝农书》中写道：
濒海之地，潮水往来，淤泥常积，有碱草丛生。此须挑沟销岸，或树立椿獗，以抵潮汛。其田形中间高，两边下。不及十数丈，即为小沟，百数丈即为中沟，于数丈即为大沟，以注雨潦，此甜水、淡水也。其地初种水秤，斥卤既尽，渐可种稻。
盐碱地沟渠布置图
这种改良土壤、降低土壤盐碱含量的方法，是采用贮存雨水的形式进行的。周盛传《议复津东水利禀》中也记载了类似的具体做法：首先把需要改良的地段划分为若干区，每个区内改良的土地以沟渠隔开，称为（土匡，该字电脑不存，外形如下图所示，意为高出来的土地）。区内的沟渠分为不同的级别，《劝农书》中称作小沟、中沟、大沟，周书中则称为干河、区河、土匡河、排窕河。雨水逐级入沟，再流入田内，而后再从下一级的沟渠中把溶有盐分的田水排出，从而达到洗盐改土的目的，如下图所示。
《宝坻洗盐图》
除了洗土，他还引入了三种田制，即“围田、涂田”（如下图所示）等江南常见的田制。其核心目的，就是改变当地农民在旱涝情况下均不能“有效管理水”的情况，田中设有兼具泄水、存水的沟渠，也筑起大堤抵挡暴雨，能够自由调节、改变“潦不能御水，旱不能蓄水”的状况。在对水的自由调节过程中，也达到洗土的目的。通过以上两种措施，滨海平原上开始出现大面积围田，逐步种植谷子、豆、麦子、黍等粮食作物。在地势特别低洼易存储咸水的滩涂之地，也种上了芦苇保持水土、增强肥力。
《劝农书》中所载围田、涂田形态
“江南之田，全资灌溉”，出于对江南水利灌溉技术的高度赞同，他在书中根据宝坻地势低洼的特点，重点介绍开渠引水和各种水具的制作方法。水栅、水闸、水塘、翻车（饮水工具）筒车、架槽、戽斗、水转高车都在书中有所描述，但有部分摘自元代王祯所著的《农书》。江南较为先进的肥料技术也是通过他传到北方的。苗、草、灰、泥等有机肥是他介绍的重点，所谓：
泥粪者，江南田家，河港内乘船，以竹为稔，挟取青泥，锨取青泥，锨拨岸上，凝定裁成块子，担开用之。北方河内泥多，取之尤便，或和粪内用，或和草皆妙。
与此同时，袁了凡利用动物积肥的主张，还改变了当地民众散养牲畜的习惯。他认为“
“南方农家凡养牛、羊、豕属，每日出灰于栏中……粪多栏满，则出而叠成堆矣。北方猪、羊皆散放，弃粪不收，殊为可惜。”
因而建议北方民众按照江南的经验，各家都建造坑厕，把一切有肥效的废弃物全部投入地窖中发酵，等到充分发酵之后，再用作追肥。
《宝坻县志》一页
结语
如此种种，全书的八篇内容，介绍了古代农书的部分先进经验，又把江南的经验因地制宜地移植到北方并形成著作，非常难得。这本书被后世称为最全面的州县级农学书，也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在任宝坻县令期间，大力推广《劝农书》，达到“里老一册”的普及程度，使先进的技术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史称“民尊信其说，踊跃相劝”。兴建水利、造福百姓也是《了凡四训》中所述的十大行善法之一。
离任之后，他的经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万历二十六年，出任天津登莱等处海防巡抚的汪应蛟，也组织农民和士兵修筑大堤、大坝、沟渠，把淡水囤起来，再用淡水冲刷盐碱地，以达到洗盐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水田亩收达四、五石，旱作物也有一、二石，产量大增。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明朝末年的时候，滨海地区的治理仍在继续。清朝时期，因捕鱼、制盐业的兴起，治水事业一度荒废，那就是时殊事异后的另一段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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