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语言差异也非常大。春秋战国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非常突出。那时各诸侯国之间文字、语言都有很大差异，更何况周边的少数民族之间。既然交流的文字、语言差异很大，那么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古代不同语言群体如何交流？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重点问题。
一、古代不同地区的交流媒介：文字与语言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在各项统一措施中就有文字的统一。这项措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说明在秦始皇没有统一文字之前，各国的文字有差异。这一点是我们通过各种出土文献可以看到的情况；第二，秦始皇统一文字也是文化统治的重要手段。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如果文字不统一，就很难打造一个有共同文化意识的共同体。所以说秦始皇的功绩非常大。单单文字统一就已经非常伟大了。虽然各个地方语言发音不同，但使用的文字是一样的，这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后历代虽然政区疆域有所变化，但是文字始终保持同一。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交流上虽然语音不一样，但是所用的文字完全是一样的。至少可以保证在文字交流上的畅通无阻。
有了文字的统一，接着会滋生出一个相关问题：除了文字的使用规定之外，语音是不是也需要有标准？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个官方指定的发音标准？如果以明清时期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因为明清两代确实存在官话。而且还有西南官话、兰银官话、桂林官话等说法，但这些官话与原始的官话本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所谓的官话实际是汉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而那些西南官话、兰银官话等等属于各地区的共同语，相当于现在的各方言区语言。各方言区虽然发音特点相似，但仍然存在发音差异，所以也需要一个标准。如果向前追溯，这种官话概念其实起源很早，因为《论语》中就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即夏言，是华夏民族的共同语言。这里的雅言实际就是一种官方语言。到了后来的战国秦汉时期这种雅言应该还会一直流传，只是在文献记载上表现的不是那么突出。直到明清时期才正式出现官话这一词语。
二、古代的翻译官
从现在的出土文献记载来看，很难找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说明秦汉时期已经有了语言的统一。语言不统一，官话与非官话如何交流呢？而且，既然有官话与非官话区别，那么在官话与少数民族之间是如何交流得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翻译。根据《礼记》、《国语》等文献的记载，早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翻译。这种翻译官，文献中称为舌人，或者叫做象胥。《国语·周语中》：“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 韦昭 注：“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同，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实际就是不同地区对翻译的称名不同。《史记》中称为“重译”或“九译”。重译就是重重翻译。九译就是指多种语言的翻译。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类人其实就是翻译官。这种翻译人员，在近些年的出土文献中也能看到一些。比如在居延汉简中就能看到。如下这枚简中就出现了译人。
还有敦煌汉简中也有，例如：仓曹言：遣守属忠送罢匈奴译，诣府。（98DXT12：1）这枚简中明确说到了”匈奴译“，可能就是匈奴的翻译。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匈奴的名字叫”译“。再比如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就能看到这种身份的翻译人。特别是在审讯过程中出现少数民族犯人或证人就出现了译人（原文献写作“择）。
随着文明的不断交融，会有越来越多的不同语言群体融入。文献中翻译官的出现也恰好是这种交流得重要表现。只是因为记载材料的限制，我们对先秦时期的翻译官出现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期待更多出土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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