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出国参战当天，毛主席致电各中央局：目前几个月，只做不说

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在联盟战略下采取的行动，每项重大举措都牵涉到中、苏、朝三方的各种因素互动。当时斯大林被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且掌握着在世界唯一尚可与美国抗衡的实力，他的态度变化自然直接影响着中国方面对战争的决心。

收到周恩来转来的毛主席1950年10月13日所发的电报后，斯大林在为中国答应出兵"感到高兴"的同时，又对答应过中国的空中掩护犹豫起来。当时他虽通知军方以最快的速度出动到东北掩护中国军队的后方，不过又将这一"空中掩护"限定在中国一侧。

10月16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突然接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通知，说斯大林从黑海边来电话表示，苏联空军只能掩护中国国内目标，不能过鸭绿江。掩护鸭绿江中国一侧，这本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的义务，这与此前许诺的"掩护中国入朝部队"已有本质区别，因为中国所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掩护"，是苏联空军出动到朝鲜上空。

这种态度，反映出斯大林经再三考虑，还是害怕与美国发生冲突，又从原来拖延"二、三个月"出动空军并可到达"前沿"的立场上再度后退，索性拒绝掩护中国入朝部队。这种为自身利益而不守信用、出尔反尔的态度，使中国面临着新困难，原先准备"忍耐"一段时间变成要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作战。

得到周恩来从苏联发回的消息，10月17日上午，毛主席又通知志愿军领导人停止执行17日入朝的命令，同时指出："先头两军准备于19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毛主席还致电彭德怀、高岗："请彭高二同志于明日乘飞机来京一谈。"并告知："对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7日彭德怀在沈阳视察兵工厂后乘飞机赶到安东，当天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后，次日又乘飞机回京开会。第二次下达暂缓入朝的命令，反映毛主席确定出兵的最后决心十分不易。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记述说："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主席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后才下了决心。毛主席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

尽管还要再研究一次出兵问题，不过朝鲜战局正在急剧恶化，这时不易取消出动命令，因此毛主席只要求部队推迟两天行动，以避免松懈斗志，并为最后下决心准备条件。毛主席要彭德怀回京商谈，另一个原因是周恩来将于18日返回北京，可以根据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来研究出兵问题。

当时，因中美双方武器装备和经济实力相差极为悬殊，不仅中共中央领导人决心难下，入朝部队的领导人对于马上出兵参战也有顾虑。指挥员们普遍认为，我们没有坦克，对付敌人的坦克靠拼命尚可一搏。我们没有防空武器，对付敌人的飞机就完全没有办法。10月17日第13兵团负责人曾联名致电彭德怀，说明在我军高射炮火太少，又无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动，弊多利少。建议"三两个月内新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

接电后彭德怀迅即答复说，困难再多，再大，也要出动，否则，将会更被动。

10月18日下午，在毛主席主持下，中央召开会议再度研究出兵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虽然斯大林不同意出动空军掩护，但是毕竟能够供应武器。毛主席当日最后下定决心，认为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推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会议最后决定，入朝部队于次日出动。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安排彭德怀以他的名义拟发了给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的电报，电文指示：

四个军及三个炮师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晚从安东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到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毛主席，10月18日21时。

这样，从当年国庆节至此时，是否出兵的问题经过18天的反复研究，决策至此才最后确定下来。

战争从来是双方活动着的集团和人物的较量，中国与苏联紧张洽商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作为敌对一方的美国同样也在研究中国能否参战。

美国决策层从宣布介入朝鲜战争起直至发现志愿军在战场出现，主要顾虑的是苏联的态度。当时它对中国存在两个最基本的错误认识，一是认为中共对苏联会惟命是从，二是认定中国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同它交战。

由于中央情报局在世界上拥有堪称规模最大的情报侦察网，对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军队调动情况早有所察觉。据事后披露，从8月间开始，美国方面就收到中国的东北边防军集结和备战的情况。他们此时依靠的情报人员，大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潜伏特务。一位有国民党将军衔的情报人员提供的报告最为详尽，基本说明了东北边防军的部队番号、部队位置和正在进行参战的准备。后来美国国会追究判断错误的责任时，中央情报局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职责，只是情报都"送进了聋子的耳朵"。

在仁川登陆后美国大举北进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得到越来越多的情报，说明中国正在积极准备入朝参战，不过一直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指挥在朝作战的"联合国军"的总司令麦克阿瑟，更不相信中国敢于出兵。10月15日，杜鲁门赶到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面谈，中间询问过"中国和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认为苏联不会出兵，同时傲慢地回答说中国人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

正是从这种估计出发，麦克阿瑟狂妄地宣布要在"感恩节"前即11月23日前结束朝鲜战争，杜鲁门也完全相信他的保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完全错误，美国国会于1851年春天对此追究责任，麦克阿瑟矢口否认他在威克岛同杜鲁门说过那样的话。谁知杜鲁门也非无心计之辈，他与麦克阿瑟谈话时已有一位安德逊小姐躲在隔壁将谈话速记下来。结果那些写得歪歪扭扭的记录稿被当场拿到国会现场作证，被证明为当众说谎的麦克阿瑟立即声誉扫地。

撇开麦克阿瑟撒谎的个人品质问题不谈，美国决策者其实都大大低估了新中国的勇气和力量。他们都是从强权实力和商业利益的眼光来看待国际事务，并以此思维方式来看待刚刚解放了的新中国。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认为，中国人如果想干涉，最有利的时机是在仁川登陆之前，此后北朝鲜已经输定了，中国没有必要介入一个己经失败的事业。何况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队装备来看，也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苏联即使派飞机掩护，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因为中国陆军同苏联空军根本配合不了，而且苏联的飞机和飞行员的质量也均比不上美国。

麦克阿瑟对中国军队的无知，又体现在他对中国入朝部队人数的判断上。他在威克岛对杜鲁门分析说，中国军队在满洲有30万人，在后勤供应极困难的情况下，只能保障5万至6万人南下直接同美军交战。后来的情况却是，中国军队靠着自己的"肩膀后勤"背负粮弹，一次就能投入40万以上的兵力同美军在前线交锋。

刚刚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中国领导人，思维方式与美国当权者完全不同。由于不是从扩张本国的势力而是从保障自身安全考虑，在朝鲜战争只限三八线以南时，中国恰恰不管。过了三八线，直接威胁到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毛主席就下决心要管。虽然中美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差悬殊，然而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有着蓬勃向上的革命精神，由此又能焕发出巨大的战斗力，这都是美国人所估计不到的。

10月18日下午至夜间的中央会议结束，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最后确定了"渡江援朝不变"的决心。这里强调"不变"，恰恰是因为此前已经一再有"变"。剩下的问题，主要是能否如何顺利渡江和如何作战的问题。

彭德怀在会议结束后，又急如星火地乘飞机赶回东北，他要赶快渡江同金日成协商两军如何配合作战，同时还希望在志愿军渡江过程中人民军能继续抵抗，以争取时间。

10月19日傍晚，已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志愿军的4个军部队在鸭绿江边完成了集结，准备天黑后即过江。据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已是几天几夜无法入睡的毛主席在这一天仍然反复思考，在他白天的习惯人睡时间里，吃了三次安眠药也睡不着。傍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代向毛主席汇报，志愿军已经过江。"半小时后，聂荣臻走了。毛主席没有任何神色，只交待一句：'我睡觉吧'。我送他上床。毛主席没有再吃药，躺下工夫不大就睡着了。鼾声很均匀，睡得很香。"

紧绷在弦上的箭终于射出去了!制定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毛主席耗费了许多心血，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内反复研究并经历曲折的过程后，才最后确定下来。

志愿军出国参战当天，毛主席致电各中央局，说明此事"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采取的是秘密出兵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