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坦桑找到了住的地方，第一时间就去了坦桑的中国城，在非洲，凡事叫做中国城的地方，就有中国人需要的一切，锅碗瓢盆，火锅底料，应有尽有。那是达市半岛的边上，一个看起来有些破落的院落，中间是停车场，四周是超市和各种中国元素的商店，和肯尼亚的中国城一样，中国超市和理发店必不可少，肯尼亚的规模要大一点，我所说的大一点是相对的，实际上肯尼亚所谓的中国城，也只是一栋五层的建筑而已，称为中国楼更形象一些，只是约定俗成，大家都称为中国城。这是非洲版的纽约法拉盛。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城，这在非洲好像是一个共同现象，以中国城为中心，辐射出中国人的生活圈，这个圈子好像钱钟书写的《围城》，进去了，便出不来，许许多多的人，名义上是非漂，只不过办公室在非洲而已，他们的圈子，永远停留在中国城这个“小中国”里。
中国人是最自给自足的民族，除非必要，是不会和外界接触的，这种自给自足在国内表现为极大的包容性，因为你们尽管来，我自给自足，完全不用担心你们，这种包容性甚至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便被讥讽为“崇洋媚外”了。这种自给自足在非洲又表现为极大的排他性，因为觉得对方不可靠，所以自给自足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所以，除了经济上有些必要的联系，其他基本没有联系。
刚去肯尼亚的时候，还做了几个月的“杂役”，老板的老爷子是退休的老共产党员，即使在非洲也没丢掉老共产党员的光荣传统——种菜。正好公司工业园的围墙和马路牙子间有一米多宽二十多米长的空地，于是来自中国的种子迅速在这片蛮荒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没几个月，这里便长出了葱，韭菜，小白菜，生菜等等等等，而我们几个小辈，就要负责在下班之后给这些菜浇水施肥。这一抹亮色，在枯燥的工业园里也是一道风景。
我第一次去肯尼亚的中国城是大约十年前了，那时我惊讶于皮蛋约合人民币五块钱一个，方便面十块钱一包，但是依然门庭若市，供不应求。还有那些只有中国才有的调味料，价格也贵的离谱，剪头发的人也好多，排队要排很久，后来剪头发的理发师挣了钱，自己开了饭店。再后来这样类似的理发店开了四五家，类似的中国超市也开了四五家，甚至开了兰州拉面店，再后来甚至开了中华美食一条街，广义的中国城真的变成了小小的中国，即使里面的人来了又走，一波接着一波，但是这规模在迅速扩大中，来自中国的开发商们也在周围开发了各种住宅小区。
内罗毕是四季如春的城市，有时甚至感觉寒冷，你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非洲城市里，有多如牛毛的中国火锅店，从最开始的北京饭店，上海饭店，到后来的锦江饭店，成都印象，川王府，再到后来的徽缘，重庆等等等等，无论饭店大小，档次高低，都有一百块左右一位的自助火锅提供，搞得好像在内罗毕不提供火锅就不是饭店一样，前几年甚至有小肥羊，再后来甚至有“海底捞"也有当地人吃火锅，但是绝大部分顾客是中国人，这种中国人独特的饮食习惯竟然在非洲也能自给自足，我至今怀念的，是最初的几年和好朋友们打完球去小肥羊喝啤酒吃火锅的时光，那时中肯和睦友好，气氛轻松愉快。
好吧，我承认我是一个十足的吃货，而且偏爱火锅。非洲便宜而优质的牛羊肉，当地人不吃的内脏，便宜而种类丰富的海鲜，是火锅在内罗毕大行其道的基础，一百块一位看似不便宜，但是相比于内罗毕其他高昂的中餐价格（基本任何一个肉菜价格在一百块人民币左右），火锅价格简直不要太亲民。
写到这里，我似乎有点跑题了，好像沉浸在美食的世界里不可自拔。而当我在非洲能吃到非洲本地不产的上海青，茼蒿，莴笋，空心菜时，我开始加深我的思考，我发现原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非洲做生意却瞄准的是非洲本地华人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买地或者租地做农庄，专门种植只有中国人喜欢的蔬菜，瓜果，我一湖北老乡甚至垄断了内罗毕中餐馆的淡水鱼供应，豆腐，千张这些豆制品也由当地华人自己制作售卖，我在想，若肯尼亚政府允许中国人从事畜牧和屠宰，中国人甚至能自己喂猪和牛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优秀和恐怖之处，在遥远的非洲也能自成一派，自给自足。
我最近看欧美华人视频，看到在疫情期间，华人四处分发口罩，这让我感动，更看到华人的欧美邻居们但华人家里"借蔬菜"的视频，这让我会心一笑，华人的后花园通常不种花，种蔬菜，这种自给自足在特殊时期也达到了有备无患的目的。然而这种自给自足在非洲会被人误解。
肯尼亚华人区最热闹的时候，是作为一带一路起点的蒙内铁路还没有竣工的时候，坊间传闻，高峰期，蒙内铁路上的中国管理层和技术员工达到了五千人，我有幸作为小小私企参与了一阵蒙内铁路的建设，并且在他们的很多标段游走，也经常在他们的标段蹭饭吃，所以我对他们员工的构成有一定的了解，除了无关紧要的基础管理人员基本上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中国人，在基层的技术工作人员也是中国人带领当地员工，这种人才的自给自足保证了工作的进度和质量。而在当地人看来，这个肯尼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基建项目却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多少就业机会，即使这个项目在总统连任大选前提前一年多竣工。至今，吹毛求疵，无中生有的当地媒体仍然在想方设法的挑这个项目中方管理人员的毛病，大有卸磨杀驴的意思。
大部分项目企业的中国员工由于安全等问题的考量是很少出作业区的，他们甚至没有当地生活和娱乐，吃穿住行一切一切都在园区内解决，有的人甚至没有当地银行卡，所得工资也是人民币的模式打回国内卡。也就是说基本上他的所有消费行为都没有和当地产生任何联系。而园区的采购也偏向于向中国超市购买，一切能在中国群体内部解决的，坚决不依靠当地人。甚至去赌场娱乐，也偏向于去中国人开的赌场（非洲赌场合法）。他们名义上是出国工作，实际上跟当地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肯尼亚看到很多欧美人收养当地小孩儿，白加黑的夫妻组合也是屡见不鲜，可是如果中国男人娶了当地女孩，或者中国女孩嫁了当地人，这在我们的文化里甚至有些不能接受，我曾经遇到一个中国女孩带她的当地丈夫去中国城买中国零食，我听到的是一路的窃窃私语，我们对于人的理解有时就是这么片面和狭隘。
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当地化一直是一个问题，这种自保和自足往往是在发生冲突后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点像二战前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活的很好又时刻被人觊觎。因为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是如此的独特又如此的骄傲，骄傲到我们即使身处非洲而不屑于做任何文化和情感上的交流，而绝大多数没有当地化的企业和个人，也随时做好了拍拍屁股走人的准备，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就是如此骄傲。所以当18年以来肯尼亚当局对华政策收紧，开始收内罗毕华人圈的韭菜时，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撤离，于是好多我所熟悉的餐馆倒闭，那些没有倒闭的，是几十年前就有的，他们的中餐，早已经没有中国味儿了。
疫情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自己，也更深刻的了解别人。正是因为长期的互相封闭和不愿沟通，才导致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气氛就显得格外的紧张，误解就容易滋生，甚至引起民间对抗。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中国走出去的战略还有很长的路早走，而在我看来，任何的中国企业要在当地生存，还是要走一条当地化的道路，走出中国城，或许有更宽广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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