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三百余年春秋史的主轴是“争霸”，但其本质乃是“礼崩乐坏”后社会秩序的重构，自桓公首霸后，“尊王攘夷”成为世所公认的政治正确，故齐之霸权仅维系一世，而晋自文公城濮之战击败强楚后，几乎世为霸主，领袖中原。而南方强楚自熊通称王以来，不断北进，灭国无数，直至一挫于召陵、二败于城濮，方有所收敛，长期与晋对峙于宋、郑、陈、蔡之间。
晋楚弭兵形势图
晋楚争霸八十余年后，双方国内与各国形势都发生了新变化：
晋国早在景公、厉公时期，内部矛盾就很尖锐，著名的“赵氏孤儿”案就是景公打击卿大夫势力之杰作；但赵氏虽衰，“六卿”势力仍在，景公之子厉公便死于栾氏与中行氏之手。悼公复强，但其死后不久，范鞅与栾盈便大打出手，最终栾氏败亡，晋卿权势日重，公室日卑，国力下降。
晋国国际形势也渐趋被动。想当初，文公能败楚于城濮，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团结齐、秦与中原诸小国的“统战”工作，但“秦晋之好”在崤之战后荡然无存，秦国自此亲楚敌晋；齐国长期与晋之属鲁“相爱相杀”，故齐晋常因鲁国问题直接对抗；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令郑卿子产不满，经过一番有理有利有节的交涉后，赵文子“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借以缓和与属国的关系，并进而考虑与楚弭兵。
楚自鄢陵之战失败后，国势日衰，公族与世族、世族与世族间相互倾轧，迫使大批政争失败者流亡晋国，甚至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之说。与晋国类似，楚国也面临“两个拳头打人”的问题：既要北抗晋国，又要提防东吴。公元前559年，令尹子囊伐吴，大败，遂城郢，其后双方虽互有胜负，但总体来看仍维持均势，实无力继续与晋相争。
公元前547年，饱受郑国欺凌而被迫迁居叶地的许灵公来到楚国，希望宗主能助其返回故土，但楚康王不愿因此得罪晋国，常借故推脱，许灵公一怒之下，干脆赖在楚国不走，竟于当年八月病逝于郢。楚康王顾及国际观瞻，只好会同陈、蔡伐郑，郑卿子产知楚无意兴兵，故坚壁清野，死守不出。楚军果然没有顿兵于坚城之下的打算，仅在郑国境内武装游行了一圈，便自称获胜，打道回府了。
宋左师向戌通过“楚师伐郑”事件敏锐觉察到，楚国已无意北进中原，而晋国国内矛盾重重，短期也无力南下，遂先后与晋执政赵武、楚令尹屈建会谈，提出再次弭兵之议，两大国均表示赞同，齐、秦及各中小诸侯见晋楚两霸已达成一致，遂纷纷附和，公元前546年七月，第二次弭兵之会在宋国首都商丘开幕。
第二次弭兵之会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会盟不由国君而由大夫主持。早在五月二十七日，晋执政赵武便率先抵宋，至七月初四，齐、秦、鲁、卫、陈、郑、曹、许、蔡、楚等十四国代表陆续到齐，各国使节及其护卫均驻扎城外。初五，各国代表入场盟誓，却发现楚国代表内着软甲，晋执政赵武很担心，大夫叔向劝道：“凭借信用召集大家，却首先不讲信用，没有人会支持他；如果楚国发难，我们凭借宋国，他也无法得逞。”赵武点头称是。
“盔甲插曲”过后，晋楚两国争先歃血。晋执政赵武说：“晋为盟主，理应先来。”楚令尹屈建说：“既然两国地位平等，也该轮到楚国一次。”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妥协，楚先歃血盟誓，盟书以晋为先，其主要内容为“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即除齐、秦两大国外，晋之附庸要朝贡楚国，楚之附庸亦要朝贡晋国，各国停止战争，晋楚平分霸权，谁破坏协议，各国共讨之。另，邾为齐之附庸，滕为宋之附庸，不得参与盟会。
弭兵之会是宋、郑等中小诸侯反霸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会盟虽使诸小国“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但晋楚之间数十年未有战事，争霸主场转移到东南地区，使中原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晋、楚争霸告一段落后，各国内部斗争猝然加剧，诸卿大夫纷纷在其领内积极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如作丘赋、铸刑书等，加速了旧制度的衰亡与新制度的建立，故被史家视为春秋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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