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博格峰下的故乡 | 小地方

“小地方”是单读的一个固定栏目。我们采访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区县、不同乡镇的人，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乡。正是这些你从未听过却真实存在于版图上的名字，组成了今天的中国，塑造了你我或清楚或模糊的面目。

今天是小地方的第十五期，关于藏族村落。肖林，藏名昂翁此称。作为云南白马雪山保护区的第一批正式员工，他在一生中从事着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作为一个纯净热烈的人，他的个人生命同时也和藏族的文化的信仰相结合，体现在他的经历和记忆中。在这段由肖林本人口述，非虚构写作者、法国索邦大学人类学硕士王蕾记述的文字中，他回顾了自己雪上之下，澜沧江畔的家乡。那是一个在庸俗泛滥的影视书籍所营造的拙劣猎奇和廉价“心灵”、“修行”之外的存在——一个雪山之下的真实的藏族村落。

《守山，我与白马雪山的三十五年》

肖林/王蕾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

（点击封面购买此书）

卡瓦博格峰下的故乡

讲述：肖林

执笔：王蕾

我出生在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的江波村。“江坡”直译就是铁斗。江坡坐落在形似粮斗状的坝子之上。长大后才知道，江坡的斗可不是寻常的“斗”，江坡坝子下藏在丰富的铁矿，我就出生在这铁斗之上……

江坡村位于德钦县西北部、澜沧江东岸，靠近214国道

……老人说，江坡村子最初只有十八户人家，都以种田为生，过去主种青稞。而从十八户发展到如今八十户的历程，就没有什么记载了。但就像许多不知名的西部村庄一样，这些过往虽没有被收入正史，可在人们口口相传的野史中，它骄狂肆意、爱恨情仇、波澜壮阔……

……江坡怎么可能没有故事？江坡村矗立在山坡之上，俯瞰澜沧江水浩浩荡荡从村下流过，这是茶马古道从大理到拉萨的必经之路。村之下，江之上，孤然一架吊桥。长大后，我在书本中，找到它的大名——溜筒江大桥，茶马古道上一条有名的溜索桥……江坡再小，有了这条路，就和远方有了联系，人们的眼里就会溅出活泼泼的亮色。

澜沧江与跨江大桥

不是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阿曲

童年时，我最喜欢跟在“阿曲”屁股后面。妈妈说，阿曲是全村子最善良、最有本事的人。那个时候，江坡有七八个阿曲。江坡村中有一座庙，但没有喇嘛和僧人，也没有寺院那种代代传承宗教知识的“学校”功能，但这座庙却是村庄佛事活动的集中点。佛事活动的维护和召集者就是阿曲，阿曲不需要出家，但是又比一般人更懂佛法。他们大多是面目和善的老爷爷，不像老奶奶一样喜欢摩挲我的小脸。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整天手脚都闲不住，我很喜欢去给他们帮忙。

村子里每个月都有一次佛事活动，每一次阿曲们都会做上一大块“促” ཚོགས།。“促”就是把各家的糌粑凑起来，搅成百家粮，再拌上牛奶、白酒、红糖、酥油、藏红花、奶酪……所有让小孩子馋得流口水的食物都会被拌进去。做“促”的时候，我总是争着去干活儿，把洗了又洗的小手伸进大盆中，撩起来时散发出的全是香味，忍得实在难受，但也不敢偷吃一口。因为妈妈说了，这可是敬神用的，神吃了之后人才可以分享，只有敬完神佛之后的“促”才能保佑我们。等啊等，一大块美味终于做好了，被供在佛坛上，等佛事活动结束，每家就可以分到一块。终于吃到口时，心都美酥了。

并不是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阿曲，事实上，有阿曲的村庄非常少。江坡村的阿曲传统由来已久。八十年代初宗教政策恢复之后，阿曲们才又出来组织大家恢复宗教节庆活动。一般的活动阿曲就可以做，非常复杂的则会再请喇嘛。

村民们热热闹闹地烧香、念经，不过大家参与的祭祀活动都是很表面的。我如果不是每天跟在阿曲后面，也不会知道每一个佛事活动之前，阿曲们都要连续做上几天的法事。附近的村子都羡慕我们有阿曲，还羡慕江坡村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次佛事祭祀，祭祀之后还能分到念经后有加持作用的“余多”ལོ་གཏོར།。出远门之前，用干净的手捻上一点“余多”，撒在火里，再把烟撩到脸上，使劲吸上一口气，这个烟熏就可以将你的五脏六腑清洁一新。江坡村人对阿曲的敬奉完全发自心底，他们是江坡的骄傲，也是江坡人凝聚力的来源。他们承接了古老的智慧，帮我们守着这方家园的安宁。

我参加工作以后，妈妈开始鼓励爸爸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并且劝他去做阿曲，“家里有我，还有大儿子，其他的都不用你管啊”。爸爸不是一个种田能手，他靠四处做木工赚钱。他还有点懒，杀猪宰羊之类的事一律不干，家里所有重活累活本来就全落在妈妈身上，但一个女人去杀大牲口，显然应付不来，只能花钱请别人来干。随便换上另一个女人，都会指着鼻子骂老公：“一个男人连只鸡都杀不了，还算什么男人！”但我妈妈却会自豪地说：“我老公不杀生，这太好了，是多大的功德和福分，我要支持他。”

十月，青稞基本已收割完毕，少数几块田地还有部分农作物待收割

青稞收获时是一年最忙碌的时节，所有人都忙得团团转，爸爸却还是两手一背，最多给大家做个饭。这时我妈妈又说：“这是你爸爸的福分，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该受的罪、该享的福就是注定了的。如果他可以轻松过日子，这就是他的福分啊！”我从心底里认同妈妈的善良，却不能接受她的这份牺牲，何况这份牺牲背后还有我以及家里其他人的牺牲。如果不是我一直做着妈妈最坚实的支撑，她怎么可能对我父亲有这么理想化的解释。我对这一切感到很矛盾，但也只能接受。我常年在外工作，调到德钦后，一个月能回一次家都是奢侈，姐姐和两个弟弟也已经分别成家立户，家都安在了迪庆州政府所在地中甸，父母身边自然由我当家。一对年迈的父母，七亩地，两个年幼的女儿，全靠我的妻子一人打理，我这个“当家人”只是挣工资，最多再拿拿大方向上的主意，辛劳琐碎的日常事务全都架在妻子的肩头。

把泥人抬进澜沧江

有一天，我被妈妈一个电话叫回了家。此时既不是春种秋收的农忙季节，也不是传统的节日，但妈妈下了命令：必须回趟家！那时候还需要搭车回去，我在路边等了半天才来了一辆大卡车，翻身坐进车斗，里面竟还有几个江坡老乡，都是跟我一样莫名其妙被叫回去的。车只能到山底，又步行了几个小时，等我们看到村子里老人们一张张眉飞色舞的脸才算放下心来。原来村子里不仅没有出事，还迎来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抬泥人！

我们这一辈江坡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仪式，连父母那代人一辈子也只经历过两三次。那几天，妈妈喜得合不拢嘴：“抬泥人可好啦，抬一次，我们村子就能太平很长时间，你们这些在外面工作的人都能得到保佑，很灵的！”

原来，“抬泥人”这样的祭祀活动，无论准备还是执行都十分操劳，不仅要求阿曲的水平高，更要求他能“无私”——相传负责这个活动的居士会面临“巴切”。“巴切”的意思是身心受到伤害，或者折寿，所以阿曲们没有一个主动提出来做。直到这一年，庄稼收成很不好，牛羊一个个病倒了，连生病的村民都好像越来越多，流言渐起，说我们村子有了“脏东西”，需要做一场大的清洁的法事。

最终，一位最年长的阿曲站了出来，揽责在身，立下决心要为村里举行一次“抬泥人”仪式。

“抬泥人”不知道是江坡哪一辈祖先传下来的，我在其他藏地从未听说。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人一回到村里，就发现了整个村子竟比过年还热闹，寺院里也是香火鼎盛。要抬的泥人需要好几天来准备，要用糌粑塑成一团一米多高的巨大人形，糌粑软塌塌的，当然无法成形，所以里面还掺了不少粘固用的藤条类的坚固物，塑好的泥人身上还要涂满红色，看着更加危险了。

到了祭祀的大日子，江坡所有的青年男子全都打扮起来，浑身藏装，列成长队，敲锣打鼓去送泥人。泥人代表了整个村子的灾难、病痛、不吉利等所有“脏东西”，我们这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要把它送进澜沧江！一米多高又软塌塌的东西，送过去真不容易。首先，泥人太沉，村里所有小伙子都需要上阵，还得借助各种绳子、木杆；其次，泥人是软软的一大坨面疙瘩塑的，当然不能五花大绑，只能借助绳子的力量将其牵制捆牢。

需要十六个人抬的架子终于抬起来了。从山坡上往下行，什么都不带几乎也要走四五个小时，更何况现在还加了这一大坨软乎乎的怪物。大家喊着号子，但步调再一致，也做不到完全的四平八稳，“哎！往左边斜啦！”“啊！往前扑啦！”随时都能听见“停！停！”的喊声。我们这群年轻人稍有点情况就扯着嗓子吼，好像不大声喊叫就没有参加这场盛事似的。做糌粑的老居士随时上去左扶右撑，一旦发现泥人身上有了缝隙，还要赶紧上手糊补。在一片紧张的大呼小叫声中，泥人好几次“遇险”，又险险地挺了过来，倒是我们这些抬泥人的被搞得狼狈不堪。就这样，下坡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晚上终于到了澜沧江边，泥人也累坏了，眉眼全走了样，身体半塌向一边，眼瞅着就要倒了。

“快点放到江里！”大家毛手毛脚地把泥人放进水里，总算完成了任务，刚松了一口气，又有人大喊：“它转过脸来啦！”抬泥人前，村里的所有阿曲都千叮咛万嘱咐，泥人的脸一定要一直冲着前方，也就是和村子相反的方向，要是脸朝着村子的方向，就意味着灾祸会重新回来，我们的泥人就白放啦！

所有人都急了，用石头使劲地砸泥人，刚才还被呵护备至，转眼就人人追打，泥人无辜地晃了几下，就“咚”的一声沉下去了，所有人这才真正放下心来，满意地走回村子。那天，村里集体聚餐，连好久吃不到的牛肉，都吃了个满嘴香甜。

“抬泥人”的活动我只经历了这一回，估计也是这辈子唯一的一回。

等最高山头的煨桑点燃

生为江坡人，到了如今已有五十的年纪，才发现自己对江坡的依恋和骄傲。乡亲们的弦子每一次都能把江坡人的激情点燃。无论在外是干公职还是做买卖，我们江坡老乡都无比团结。按照村子的传统，每年都有家庭轮流坐庄，招待全村子人一起射箭玩乐。这是全村人的约会，没有人敢爽约，也不会爽约，因为那样他就错过了今年最快乐的一场盛会啊！

时光往前走，那个力排众议、出来挑大梁承担塑泥人责任的阿曲早已作古，其他的阿曲们也都老了。江坡村现在还有五个阿曲，而且全部都有残疾，他们正在集体走向生命的尾声。而在他们之后，几乎再也找不到继承他们事业的下一代了。

有的时候，我会后悔年轻气盛时曾和他们做过恶作剧。年轻的时候回到家乡，谁不想撒开欢儿地闹上一闹？再加上儿时的伙伴，平时各自天南海北，过年时才终于又聚在一起。一到春节，我们重回年轻！

春节要放爆竹，我本能地觉得那很不过瘾，爆竹人人放，我偏要不一样！那放什么？炸药！

大年初一清早，江坡村的所有壮年男子聚集在村头，像往年一样分配任务，大家分组上到村子附近所有的山头，燃起吉祥的烟。这个时候，村里的所有女人、老人和孩子都会从屋子里出来，望着山顶。瞧，所有壮年男人们都在上面为大家祈福呢！新年第一天的早晨，看着所有男人们都在上面守护着村庄，让煨桑烟直上蓝天，看的人心里无比地踏实和安宁。

这是一个显现雄性威力的时刻。当第一缕烟燃起，男人们要立刻喊将起来，点燃几长串鞭炮。山轰地响，力量充满整个山谷！

那一年，我带着一支队伍冲向几座山峰中的最高峰。按照规矩，等最高山头的煨桑点燃，鸣炮响起，其他几座山就要紧跟其后。我从朋友那里要来了炸药，小心翼翼地运回家，又和表弟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扛着死沉的炸药包上了山。看着脚底整个江坡村和旁边山头等待我们打响头炮的老乡们，我顿时升起一股创世纪般的豪情，点起火药引子就往山下扔去。没想到炸药还没落到底就炸响开来，山摇地动，我和表弟紧紧抱住树干才没有被甩出去。我的耳朵被震得轰鸣作响。“完了，这回闯祸了！”我们低着头回到村子。一个年老的阿曲气哄哄地反复喊：“这是谁干的？谁干的！”

到了第二年，我没有胆量再背个炸药包回家，但是我从单位借了枪！在藏族人眼里，逢年过节的枪炮声最能代表阳气。正月十五的八点半，枪声要准时响起。小伙子们分队行进，我连续几年都能带队去最高的山头，就是因为我有枪。最高峰的第一声枪响之后，其他几个山头的火光和炮声便随之而起。不过我们的威风没耍长，很快枪支管制，炸药更是被严格限制，我们只能回归鞭炮和烟花了。

藏历历文中，有的时候春节之前的旧年二十九是整整两天，之后才到年三十。有一年，按照汉历算法，当晚就是大年三十，我们全家煎炒烹炸都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但到了下午四点多，一个老阿曲就满村子边走边喊：“除夕正日子是明天晚上，大家不要过错了啊！”全家都慌了神，我下了命令：“照样过！”在农村过年，不只是各家闭起门来团聚吃饭，还要放爆竹迎春节。当我家的爆竹声响起之后，旁边几家的爆竹声也紧跟着噼啪作响，原来大家谁都不甘心把欢乐憋到明天，都在等着谁第一个带头。整个村子很快就爆竹声响成一片，各家各户热闹地过起了年。

无法改变的轨迹

江坡的阿曲们依然拖着年迈的身躯，坚持每月的月供活动和一年几次的大型佛事活动。每次要开展大型活动之前，我都争取提早两天回到江坡。像童年时那样，端起大盆，往里倒进糌粑和红糖，我有的是一膀子的力气，很快就把“多玛”的面团和好，自豪地说：“你们来做吧！”老爷爷们捏起“多玛”，我继续留在旁边给“多玛”染色……我很享受那一切。

每年春节的法事要到夜里才结束。阿曲们回家的路程有些远，我不忍心让他们在黑暗中走上几十分钟，便有意留到最后，让所有老爷爷上我的车，我再一家一家地送回去。以前村里有车的特别少，现在就不需要我这样一个个送了。两三年前，我和几个朋友商量，想带头给阿曲们准备点“功德钱”。阿曲做佛事活动历来都不计报酬，一辈子都是无偿奉献。有一个阿曲生病后退居二线，不再主动参与佛事活动。那天他静静地坐在大门口晒太阳，我拿了钱过去：“我知道您不缺这个钱，但这里也有您的份，而且是福分！”老人家接过钱，眼里莹莹地闪着光。

大年初三，当所有仪式都结束后，村民们还不能直接离开，都要在广场上等到阿曲们收拾停当全部出来后，一起跳个锅庄，祝天地、祝村落、祝福众生吉祥，之后才离开。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只要天气一冷就不再等了，留在广场上的只有老奶奶和老爷爷，缩在一个避风处等着。

倡议给阿曲捐一些功德钱，哪怕只是三五元，既是为了感谢阿曲这么多年无偿为村子做佛事活动，也是为了挑战一些年轻人对佛事活动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年轻人那种“佛事活动有或者没有，阿曲在还是不在，跟我没有关系”的态度让人心里难受，一些东西丢掉很轻易，但它只要消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就是老家，无论我们多老，都可以回去做年轻的事。这些经历都让我对家乡生出牵挂，这是城里长大的人完全无法感同身受的。但是我知道，改变的轨迹无法避免。

以前，土地产出的玉米个头很小，小到甚至要剥上半天才有一篮玉米粒。后来国家鼓励种植新品种，玉米颗粒越来越大，产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收割、剥开、出粒都非常快，但就是吃到嘴里没有味道。而且，这些玉米没有黏性，连饼子都做不成。接着，玉米秆的甜味也没有了，玉米秆越来越粗、越来越硬，牛都干脆不再啃了。

后来国家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又鼓励种植葡萄。据说沿澜沧江和金沙江的干热河谷，是全中国都难找的葡萄种植沃土。江坡海拔 2800 米，是种植葡萄的海拔上限。农户们向往种葡萄的经济收益，纷纷种了起来。开始按照技术员的指挥，六天洒一次农药，洒完药回到家，就发现脸肿了、眼眶青了，严重的还要呕吐上好几天。但是说明书上却说，这些农药绝对无害。澜沧江边葡萄种植面积大的农户还觉得上面发的农药，药量不够大、药性不够强，就从外面买来毒性非常强的农药，大量地洒。种植葡萄后，我们这里的蜂蜜产量越来越低，葡萄地周边根本没法养蜜蜂。原本葡萄和蜜蜂相依相伴，现在硬生生地被折腾成死对头。低海拔种葡萄的老乡们还在埋怨，已经供应几代人享用的黄果、石榴等水果也总是生一种病，也许这种病的天敌捕食者已经无意中被农药清除了。

记得童年时放学回家，田埂、沟渠里全是青蛙，每天我都要闭着眼睛往回冲，以至于到现在我都害怕这种一蹦一蹦的动物。当我真的明白青蛙是庄稼的好帮手时，青蛙已经完全消失了。还有，小时候梨树开花总是伴着满树柳莺的啼叫声，现在，童年记忆中这种美丽的鸟儿却很难再飞回来了。

乡愁是一种记忆深处的想念，是衣食住行都会牵动的回忆。如今，家乡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回到家乡，乡愁却未能减弱，我们怀念的那个儿时的家乡再也无法追回。“有得必有失吧！”聊起来，大家都只能摇着头自我安慰。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金钱为我的家乡拉起了改变的洪闸。1999 年，政府号召地处偏远的村子搬到交通方便的地方，轰轰烈烈的“新农村改造”让金沙江边一夜之间多了好几处崭新的“新村”，一些隐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子都选择搬离故土。

白马雪山保护区内也开展起生态移民工作。在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附近几乎没有人类生活的痕迹。不过有的村子的搬迁与滇金丝猴无关，更多是因为贫穷。人可以搬下山来到交通便利的地方居住，可几代人种过的土地却无法搬迁。于是，种田的人每天早上要坐着拖拉机回到老村子里出工，而放羊放牛的人干脆还在老家的破房子里继续住着。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搬迁其实更适合生意人和年轻人。

好日子才过了一小段时间，妈妈就去世了。妈妈一直辛苦操劳，转眼就是一辈子。我哭干了所有的眼泪，继续过我的贫苦日子。

两个女儿幼年时并未得到我太多的照顾。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大女儿是在她出生后的第五天。孩子诞生的消息传来，我才上路赶回家。我过早地成为了父亲，吃喝拉撒轮不到我来管，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面，两个粉嫩的新鲜生命在我粗糙的心中没有激起太多浪花，连第一次抱起她们的感觉都已遗忘。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她们一夜成人，两个女儿才分别三岁和五岁，都已经表现出超过一般孩童的懂事。正该疯玩疯闹的年纪，我的两个孩子却过早地懂得了生活的辛劳，懂事得让我心酸，让我想起少年老成的自己。从此，我才开始正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尽力让她们快乐舒畅，但常常力所不及。

不过，我感到幸运的是，两个女儿都在江坡老屋出生，童年都是在江坡的山水中度过。在那个年代，她们曾经因为是农村人而被城里人瞧不起，但现在想来，至少和老家、和大自然的这条线，在她们童年时就紧紧系牢了。

大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我把她寄养在姐姐家，毕竟那边是州政府所在地，教学质量比老家的农村小学高出许多。姐姐一家对大女儿非常好。转眼，二女儿也要上小学了，总不能把她也送到姐姐家。我叫出已经上三年级的大女儿，把她带到一家小饭馆，一边喝酥油茶，一边和她商量：“妹妹也要上学了，如果爸爸把家搬来中甸，你也不用住姑姑家了，每天和妹妹一起上学下学，你觉得呢？”大女儿没有说话，只是泪如雨下。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我收拾了老家的一切，全家搬到中甸。虽然新家的房子又小又破，家徒四壁，但姐姐家和两个弟弟家也都在中甸，三个家庭穿梭往来，今天这个搬一台二手电视，明天那个搬来锅碗瓢盆，不到两天，这个小房子就有了家的雏形。我们姐弟四个都是江坡人，因为学习、工作，最终都把家安在了州府所在地。而江坡那个曾经的“噶最达”，只剩下一个破旧的房子。家里没有人继续务农，七亩良田也只能托给亲戚。我们不是生态移民，我对别人说了十几年传统文化对我们藏族人的重要性，但最终自己还是搬离了大山。这个故事有点忧伤，但说的不仅仅是我这一家，也是我们这一代藏族人的大致轨迹。好在，故事还在延续……

*本文节选自《守山，我与白马雪山的三十五年》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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